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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裏。
嘉慶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嘉慶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者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有歉也。”
嘉慶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說法，即現在官場作風非常之壞。但是，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1]。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使人性重新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係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清仁宗實錄》卷一三九）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2]。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曆事三朝，未嚐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3]。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4]。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
教育式的反腐，效果並不昭彰，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已深入骨髓。
僵化的財政製度、失靈的監督體係、貪瀆的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製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製”製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製”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吏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裏都還有貪汙。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汙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5]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製“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曆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對於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凜然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製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隻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六十年間隻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關於“陋規”改革，不但洪亮吉提過，另一位大臣尹壯圖也提出來過。他建議嘉慶效法雍正，大力興革，派重臣往各省與督撫對“陋規”項目逐一清查，以乾隆三十年（1765年）為限，舊有者多少，以後增加者多少，定為標準，續增科派者全部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