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嘉慶不同意尹壯圖的主張，理由是：第一，從表麵看，這個建議似乎是讓“陋規”合法化，很容易引起社會的非議，所以嘉慶批示，“陋規”問題，根本就不應該向他奏明，不應該送給他來處理；第二，“陋規”係積習相沿，由來已久，隻可將來慢慢整頓，不可概行革除，以免引起紛擾。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隻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儉樸……”（《清仁宗實錄》卷一七二）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產的物品是有數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於起衝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地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儉不隻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被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了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誌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十八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台等縣開采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認為，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遊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如果聽任一兩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他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身為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請托，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1]《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三年正月。
[2]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〇，列傳第一二七，《王傑傳》，中華書局，1998，第2849頁。
[3]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〇，列傳第一二七，《董誥傳》，第2850頁。
[4]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一，列傳第一二八，《戴衢亨傳》，第2852頁。
[5]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第481、5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