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當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個禁欲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甚至到木蘭圍場圍獵，都完全是“遵守祖製”的需要，而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打獵。他嚴格按照先祖們的時間、路線，一點也不走樣，打上兩件東西，就立刻趕回去看奏折，絕不因景致優美而多耽擱一刻。“欲望”在他看來是最危險的東西。他的一生，從沒有被聲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確實很善良，也很善於用小細節表現自己的愛心和溫情，為自己營造一個“親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隻要遇到百姓攔轎喊冤告狀，他一定停下來，細細詢問，批示有關部門迅速辦理。他說老百姓敢於攔禦轎，那麼一定是有比較大的冤屈，他再勞累也要及時處理。東巡盛京時，他甚至還親自審問民案，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學政楊懌回京覲見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揮扇不止。一見楊懌進來，皇帝立即將扇子放在一邊，非常詳細地向他問起地方上的種種情況。雖然汗出如雨，浸透紗袍，皇帝卻沒再拿起扇子。因為按體製，大臣在皇帝麵前不可以揮扇，所以皇帝寧願與大臣同甘共苦。楊氏晚年回憶錄中寫到此事時，仍然感動得痛哭流涕。
嘉慶皇帝的心非常之細。乾隆皇帝曾賜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騎馬的特殊待遇。然而，滿漢大臣有所不同。滿洲蒙古大臣平常習慣騎馬，漢大臣卻很少有會騎馬的。所以，新政不久他特意下旨，規定享受紫禁城騎馬待遇的漢大臣，特別是那些年邁力衰或體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車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現中，仍然含有溫情的成分。雖然他對洪亮吉的建議書十分惱怒，但是在洪亮吉被關進刑部大牢後，他不忘專門派太監到刑部傳達一句“讀書人不可動刑”，讓刑部善待這個政治犯。這句話讓洪亮吉感動了一輩子。
在他去世後，朝中大臣們無不對他充滿懷念。
在二十多年的統治中，嘉慶皇帝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作風。
即使不說嘉慶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說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傳，生活起居如同鍾表一樣精確。在位二十五年，沒有一天不早起。讀完實錄後，天往往還沒亮，他就秉燭批閱奏章。他事事躬己總攬。早膳後召見大臣，往往多達十餘人，披覽奏折幾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記吃午飯。遇到外出巡視時，更要早起數刻，提前把一天公事辦完。在這點上，他頗有祖父雍正皇帝“事業狂”之作風。
從皇子期間養成的每天進行大量腦力勞動的習慣，使工作已經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辦公、不理政，就渾身不舒服。嘉慶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參加一個祭祀典禮。典禮完成後，才上午十點鍾，他決定回到乾清宮接見大臣。不料一問禦前侍衛，侍衛說今天沒有官員請求接見。皇帝有些懷疑，為何今日如此空閑？一問軍機處，這才知道，本來是有幾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親王考慮到皇帝參加典禮，已經很累，況且天氣十分炎熱，為了讓皇帝節勞，私自把他們安排到第二天引見。
得知此情，嘉慶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親王，說朕年方四十，雖日理萬機，但從不以此為勞，引見這麼幾人，本來也不足為勞，睿親王如此大膽，擅自改動官員引見日期，意欲何為？一番訓斥之後，將他交宗人府嚴加議處，睿親王好心沒好報，被降職罰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樣的是，別人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經·大雅·蕩》），而嘉慶帝從來沒有出現“倦勤”的情況。他的耐性、毅力古今無二，天下無雙。一直到臨死，他還是保持這樣的敬業精神，沒有出現過任何懈怠。嘉慶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慣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觀看冰技。碰巧那日沒有奏折遞進來。皇帝回宮後，無公事辦，十分生氣，下旨給大臣們說，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數刻，辦完事才出去。你們這幫大臣，怎麼能上行而下不效呢？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大冷天有什麼好看的？你們倒趁機在家睡懶覺，畏避早寒，年長者尚可寬恕，年少者就大可恨。於是傳旨，將滿漢文武、大小衙門的官員，一概嚴行申飭。
節儉也是嘉慶堅持一生的品質，他牢記父親晚年的教訓，對奢侈浪費一直深惡痛絕。嘉慶十六年（1811年），嘉慶五十二歲壽辰時，禦史景德奏請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萬壽時，於京城演劇十日，並請以後每年都以此為例。嘉慶覽奏，勃然大怒，說朕親政以來，唯以民生休戚為念，從無崇尚浮侈之事。況且朕就是真想大辦慶典，你作為言官也該勸阻才是，而你反以這種事上奏，實在太可氣了。於是將景德以“溺職”罪革職，發往盛京去充當苦差。這個馬屁重重地拍在了馬腳上。
嘉慶皇帝二十餘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隻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名聲已經達於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於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1]。
朝鮮使臣對嘉慶帝的行政評價很好，例如“平居與臨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開經筵，引接不倦，虛己聽受”“禦極以後，銳意圖治，早朝晏罷，屏退奸黨，升庸名流，懲於和珅，權不下移”，又如“正月親政以後，總攬權綱，振刷風俗，發號施令，多有可觀”[2]。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仁慈聖明的皇帝，禦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越到後來，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並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複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治的後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裏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後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旻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