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嘉慶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嘉慶大吃一驚，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冷，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曆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表麵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凡事“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隻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禮親王昭梿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梿革去王爵，圈禁兩年。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皇帝早起恭閱康熙朝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梿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的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複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麵聖。他回來後把和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錄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麵貌。嘉慶一見麵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麼了？”過幾天辭行，嘉慶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裏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樣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3]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怎麼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鬆。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歎息。在全麵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史書給出的詞語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麵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複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麵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所以在他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麼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帝，後來是作為一個失敗者被載入史冊的。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卻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清朝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們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製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代皇帝們丟掉了祖先們的精神內核。對失敗的恐懼，已經注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值此之時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當它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十二冊），中華書局，1980，第5060頁。
[2]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十二冊），中華書局，1980，第4953、4990、5001頁。
[3]《孔府檔案選編》（上冊），中華書局，1982，第2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