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過，乾隆晚年麵臨的兩個矛盾之一，就是不斷泛濫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乾隆皇帝晚年越來越感覺錢不夠花。因為越到晚年，乾隆就越沉醉於奢侈的生活，可是內務府能提供的錢很有限，所以越到晚年，乾隆越感覺手頭緊，錢不夠花，需要一個理財專家。因為他既要享受生活，又不想破壞既定的財政製度，給老百姓留下什麼話柄。
而和珅恰恰就是一個理財的天才。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和珅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少有的大理財家。
一般來說，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往往拙於理財，甚至恥於談錢，但和珅卻有著天生的商業頭腦。
傳統社會中的財富觀念是靜態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產化為固定資產，“入土為安”。而和珅卻不這樣，他知道要讓現金流動起來，現金流動起來能產生巨大的威力，因此在不動產與現金麵前，他對現金更感興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托和珅幫忙打官司，並答應“事後或送地六十頃，或銀一萬兩”，和珅聽後明確表示“不要地畝要銀一萬兩”[1]。他的貪汙受賄所得，一小部分用於擴大不動產，更多的部分則用於各種工商業投資，其範圍涵蓋了金融、地產、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許多行業。根據相關資料統計，他在當時的北京城內擁有當鋪12座，其中永慶當、慶餘當、恒興當、恒聚當等，都是典當業巨頭；他還經營印鋪、賬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櫃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窯等；此外，他家還專門置辦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這些行業的收益率當然都遠遠高於地租。可以說在當時，隻要是賺錢效益高的行業，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采礦業由於風險巨大，管理複雜，投資多，見效慢，一般人不敢經營，和珅卻敢於嚐試。他看中了煤礦業是朝陽產業，曾投巨資在北京的門頭溝和香山兩地開了煤礦。和珅巨大家業的積累，貪腐所得當然是大頭，但是他自己的投資收益也並非無足輕重。
傳統士人往往恥於談錢，和珅卻有著強烈的契約意識，在金錢麵前，親兄弟明算賬，至親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兩千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著老頭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券歸償”[2]。中國曆史第一檔案館的檔案《內務府來文》中也有記載，他嶽祖父英廉的孫子向他借錢，也是拿地契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
成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後，他的這種經營天賦迅速得到了體現。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內務府大臣。在此之前，內務府經常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後不久就麵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門稅務監督，在他的經營下，這個稅關收入一下子躍居全國三十多個稅關的前幾位。這兩炮打響，乾隆對和珅的理財本領愈加刮目相看。在乾隆眼裏，和珅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總是能出人意料地製造出財富。所以乾隆把所有與財政有關的部門漸漸都劃歸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後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大臣、內務府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