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不妄取一錢”的林則徐
鴉片戰爭時一位英國軍官說：“若說林公雖然不為皇帝所喜，但是他卻很受他新近所管治的人民的愛戴，這對於林來說隻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敵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手從來沒有被賄賂玷汙過。在中國的政治家中，這種情形是聞所未聞的。”[1]
林則徐入仕之初，就發誓要做一個清官，“但當保涓潔，弗逐流波奔”[2]，因此他為官首重防微杜漸。道光十年（1830年），他赴湖北任布政使，事先發出傳牌，昭告沿路守土官員，謝絕一切接待供應。傳牌聲明：“所雇船隻，係照民價，自行給發，不許沿途支付水腳，亦無須添篙幫纖。……夥食一切，亦已自己買備，沿途無須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屬官員，隻在本境碼頭接見，毋庸遠迎。……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腳站規及一切供應者，該地方官立即嚴拿懲辦，不得稍有徇縱。切切！”[3]
林則徐在居官過程之中，針對當時官場貪風陋習，采取了一係列比較有效的矯治措施。他出行習慣輕車簡從。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以欽差大臣身份赴廣東查禁鴉片，隨從人員“惟頂馬一弁、跟丁六名、廚丁小夫共三名”，沒有帶一名官員或供事書吏。[4]
他對屬下的官吏隨從要求十分嚴格。對於隨身跟丁兵弁人等，“不許擅離左右”，“不許暗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5]。每到一地，即貼出關防告示，昭告士民，自己“一切食用，均係自行買備，不收地方供應；所買物件，概照民間時價給發現錢，不準絲毫抑勒賒欠。……偶遣家人出門，乘坐小轎，亦係隨時雇用，不必預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擾累者，許被擾之人控告，即予嚴辦”[6]。聲明“倘有詭稱與本司親朋故舊，可代關說，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搖，混稱打點照應者，無論事體大小，犯必立懲。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實，定加重賞”。[7]
為了防止貪汙舞弊，林則徐還注意從製度上堵塞漏洞。他在湖北布政使任內，針對捐官、銀兩假捏等弊病，製定防範辦法，“捐監具呈上兌，均由內署按卯、按名，層層稽核。除印發實收仍照例另換部照外，先於收卯之後，填榜示知”。[8]如有假捏等情，在層層稽核下，很容易水落石出。
林則徐在人情禮儀方麵的要求亦很嚴格。道光四年（1824年）林母去世，同鄉摯友梁章钜時任江蘇淮海道，知道林則徐家境不裕，擬倡率同僚送厚賻，林則徐得知後立刻寫信婉拒。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則徐升任雲貴總督，張集馨記載，“同人饋贈概行辭卻”[9]。
因此林則徐所到之處，大抵鄉評極好，被公認為是一個好官。馮桂芬追述江蘇百姓對林則徐的懷念時說：“雖鄉曲婦孺，莫不慨然思夫子當日事，至形諸謠諺，益信德澤之入人心者深也。”“今距公去數十年，心歌腹詠，如公在時。”[10]
但是，林則徐並不是“一清如水”的“標準意義上的清官”，他也收“陋規”。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陝西發生重大災荒，地方稅收大幅減少，導致國家的軍糧都停征了，然而時任陝西糧道的張集馨在回憶錄《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說這一年“督撫將軍陋規如常支送”，其中的“撫”就是陝西巡撫林則徐。那麼林則徐這一年所得“陋規”有多少呢？張集馨說，計白銀“每季一千三百兩”，另有“三節兩壽”的表禮、水禮、門包和雜費，年逾萬兩。
不管多大的天災人禍，林則徐的“陋規”都會旱澇保收。我們很難想象林則徐為一己之私不顧百姓死活，但因為財政體製的實際狀況所限，他在各地也不得不遵從官場慣例，在一定程度內收受“陋規”，以為辦公之用。也正是因此，他的養廉銀才能寄回家中，在身後留下了一定規模的遺產。
關於林則徐的遺產，曾國藩有一個說法，他在致曾國荃的家書中寫道：“今日聞林文忠（林則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每柱田宅價在內，公存銀一萬，為祀田，刻集之費在外）。督撫二十年，真不可及。”[11]道光二十六年，包世臣在《致前大司馬許太常書》中曾說過，“南方銀一兩皆以二千為準，北方聞更增於此”，所以按曾國藩的說法，大致以二千文兌換一兩計算，則林則徐的遺產總數為一萬九千兩。在當時的省級大員中，這個遺產數額是很少的。
道光二十七年，林則徐在陝西巡撫任上，曾寫過一份分產書，把老家的田宅家產均分給三個兒子。分產書說：“合計前後之產，或斷或典，田地不過十契，行店房屋亦僅二十三所，……除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連西邊一所，仍須留為歸田棲息之區毋庸分析外，其餘田屋產業，各自按原置價值勻作三股，各值銀一萬兩有另，……再目下無現銀可分，將來如有分時，亦照三股均勻，書籍衣物並皆準此可也。”[12]由這個分家文書看，此時林則徐的家產，除了留作歸田養老用的兩座房屋及現銀，還有三萬餘兩，因此總計林則徐的遺產當在四萬兩左右，是曾國藩所說數量的一倍。不過這種遺產規模在當時督撫大吏中，仍然屬於特別清廉之列，所以其遺產之薄才可能成為一時之新聞，廣為流傳，到曾國藩耳中時，以訛傳訛成了不足兩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