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估計在北京每年要花一萬多兩銀子，所以不能給家裏寄多少錢。這次家裏修房子，隻能給六千兩。
吳永所說的李鴻章每天喝一碗雞汁，據梁啟超《李鴻章傳》所說，那是兩隻雞熬成的。“鐵水”和“鐵酒”，是用人參、黃芩等藥材配製的補品。而且李鴻章追求健康生活，每天都要做例行體檢，“每膳供雙雞之精汁，朝朝經侍醫診驗，常上電氣”[17]。可見他的生活在晚清這個時代環境中，是相當高端大氣上檔次的。
李鴻章的老師，另一位晚清名臣曾國藩的生活水平與李鴻章相比，相當之低。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他的日記當中記載，說他第一次見到曾國藩，見到堂堂兩江總督所穿“不過練帛，冠靴敝舊”[18]，就是說曾國藩穿的衣服料子非常普通，而且帽子和鞋子都非常舊了。他還在日記當中記載了曾國藩的臥室是多麼簡陋：“今日直詣相國臥室，葛帳低小，布夾被，草簟而已。旁有二小箱，幾上陳設紙筆之外，無一件珍物。籲！可敬哉。”[19]
在曾氏往來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的家人經常給曾國藩寄些食物，不過內容多是茶葉、小菜之類，價值不高。而李鴻章給家人寄贈的食品可就昂貴得多了。比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致女兒李經璹的信中說：“附寄燕窩十二合，聊供早餐。”[20]燕窩一寄就是十二盒。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致兒子李經方的信中說：“昨又寄到魚翅百斤，照收。”[21]同年另一封信又說：“兩次寄到板鴨百四十隻，未免稍多，其味尚美。”[22]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李鴻章在致李經方的信中提到，“十月朔日通永鎮專弁送到蟹二千隻，多而且旨，此次僅壞千一百隻”[23]。
魚翅一寄就是一百斤，板鴨一寄就是一百四十隻，又專門派人長途運送“多而且旨”的螃蟹兩千隻，這種生活水平，自然是曾國藩家族難望項背的。
曾國藩任京官時期，有時也會從京中購買一些名貴補品寄回老家，以孝敬堂上老人，不過內容多是人參、鹿茸之類的常見之物。而李鴻章孝親之物的檔次也較此為高。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寄給家兄李瀚章“碧螺春茶六瓶，海蝦三百對，呈堂上用”[24]。光緒四年（1878年），李鴻章在致李瀚章的信中說，今年的燕窩是專門托香港商人從東南亞購得，而茶葉則是蘇州人、道員潘其鈐在其家鄉附近選定茶園，每年專門為他特供的，價格很低，但品質難得：“敝處年例購呈母親上白燕窩、碧螺春新茶等項。燕窩係托香港商戶由暹羅覓購者，內地無此好貨；碧螺春係潘道其鈐家中附近山產，每年為我選定，價廉品精。茲各寄上十斤，望轉呈慈親收用。”[25]
這種生活水平，放到今天也罕有人能及。
和曾國藩凡事謹慎低調，處處強調撙節不同，李鴻章則對這類生活“小節”從不以為意。曾國藩嫁女，規定陪嫁不得超過二百兩白銀。而李鴻章孫女出嫁，他一送就是一千兩：“二孫女喜期聞在冬間，擬給奩資一千兩，將由義勝源彙交張媳代存。”[26]
李氏家族的生活花費很大，另一個原因是家族有事，總是習慣大操大辦。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李鴻章五十歲生日，躬逢其盛的趙烈文在日記中描述其總督衙門內“燭爆如山，黼繡成隊”，賓主仆從“無慮千人，人氣如煙雲，聲如悶雷，目為之炫，耳為之震”，參與其事的有上千人，以至趙烈文不禁歎息：“噫！繁盛至此極矣。”[27]
李鴻章母親八十大壽的時候，他在京津兩地同時給老母親操辦壽席：“此間哄動一時，京外送禮稱祝者絡繹於道，因設壽堂於兩江會館。初二留麵、初三設燒烤全席，共二百餘桌。津署亦設堂開筵，令方兒代為謝客，共花費四千金。而人情過重，除珍異之物璧卻外，壽屏五十架、聯二十餘幛、三百餘軸，如意僅收百枝，計所費亦不貲矣。”[28]
也就是說，他在北京兩江會館和天津北洋公署兩處設宴，席麵是“燒烤全席”，擺了兩百桌，花掉四千兩白銀。收的禮品當中，僅如意就有一百柄。當時高官大吏中，能做到這樣地步的並不多見。
不光是位高權重的李鴻章如此，比如這封信中顯示的信息：“惟喪具稱家有無，汝嬸及榘（李昭慶次子）等既非素封，汝亦虛有其表，不必效三嬸、五叔之喪，花至巨萬，炫耀鄉鄰。”[29]可見李氏族中辦事，大抵都習慣於鋪張喧鬧、炫耀鄉鄰，作風與其師曾國藩為代表的湖南曾氏家族完全不同。
那麼，李鴻章上千萬的巨額財產，來源是何處呢？
應該有兩種渠道：一種是傳統渠道，也就是官場上的各種“陋規”，以及戰爭中的劫掠；二是新興渠道，即從洋務運動經營中獲利。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渠道。
李鴻章和曾國藩一樣，事業心極強，對清王朝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和曾國藩不同的是，李鴻章對“節操”二字，並不那麼重視。雖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鴻章身上有著著名的“痞子氣”。他為人機變圓熟，敏捷靈活，對老師的“儒緩”“迂拙”一直不以為然，一生急於事功，拚命做官，處事首先論利害，再論是非。在朝廷上、國際間，都以善於捭闔聞名。
曾國藩建立湘軍選擇人才時，首重道德品質，“選士人領山農”[30]，以忠誠相尚。李鴻章則在初建淮軍時，就強調“利益”的重要性，人以利聚，鳥為食來，他認為“非名利無以鼓舞俊傑”[31]，所以在淮軍建立之初，李鴻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誘集將弁，用人時廣收雜攬。淮軍軍紀一開始就不好，“自始至終，俱在貪圖利祿，以騷擾民間為能事”。[32]軍餉之多少，對淮軍將士來說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在戰爭中通過劫掠所收獲的，遠遠過之。柴萼記載：“（淮軍）初赴上海時，餉項匱乏，食米而外，僅酌給鹽菜資。及接仗克城，人人有獲。每向夕無事，各哨聚會，出金釧銀寶堆案，高數尺許。遇發餉時，多寡不較也。”[33]
風紀如此，當然會受到社會的抨擊。對於指責，李鴻章總是勇於替部下擋箭，並說“鄉井子弟為國家捐軀殺賊保疆土”，於國有功，因此“一切小過悉寬縱勿問”[34]。
在李鴻章的姑息縱容下，淮軍將領多發了大財，李鴻章本人亦成為表率：“廬州府屬合肥、廬江、舒城等縣，軍功地主每縣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數十人。僅舒城一縣就有軍功地主300人以上。……李鴻章及其淮係頭目，發戰爭之財，獲取大量收入，並以購買土地傳之子孫視為穩固的投資方法，於是合肥土地率為大地主所壟斷，阡陌相接，綿延數十裏者的大地主也不少。”[35]
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應該是來自戰爭。
李鴻章更多的財富積累完成於息兵之後漫長的督撫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撫中，李鴻章並非絲毫不講操守之人。他也曾激烈抨擊吏治腐敗，對官僚隻顧搜括，不顧民生痛恨不已，“官府內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計及民生之休戚。……紀綱日隳，踵此而行，亂機將兆”[36]。他在督撫任上也曾大力整頓吏治，參革劣員。特別是在離開直隸總督之任時，將其帶兵數十年截曠、扣建所存之“淮軍錢銀所”現銀八百多萬兩全部移交給後任王文韶，因獲“公忠體國，廉介可風”之評。[37]
然而，這僅是李鴻章居官作風之一麵，他還有著另一麵。
李鴻章為人喜歡排場，講究氣派，對官風官紀之細枝末節一向不那麼重視：“對下級官員的逢迎，李鴻章也會安之若素。根據清朝規定，凡鄰省督撫及欽差大員過境，在離城一二裏地麵以內的，準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過二裏之外。……但直隸司道大員率同在省各員每逢大員過境，皆遠出二十五至四十裏處迎接，以致現任州縣紛紛效尤，無不越境迎送，在鄰封地麵駐候。……但李鴻章從不拒絕，坦然受之。”[38]
以權謀私、利益交換、安插私人等官場上常見的勾當，李鴻章信手拈來，一生沒少做。“李鴻章也曾多設機構，安插閑人。光緒十五年，李鴻章以直隸升科地畝為名，於省城及各州縣創設清賦總局分局，其實此為藩司應辦之事，多此機構，如禦史所奏，‘無非位置閑員’‘不獨糜費，且恐需索貽害’，次年被撤銷。”[39]
在李鴻章的頭腦中，一定限度內的“陋規”是天經地義的，甚至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因此在出訪歐洲的時候，他鬧出了這樣一個笑話：“李鴻章之在歐洲也，屢問人之年及其家產幾何。隨員或請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爾。鴻章不恤。蓋其眼中直無歐人，一切玩之於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嚐遊英國某大工廠，觀畢後，忽發一奇問問於其工頭曰：君統領如許大之工場，一年所入幾何？工頭曰：薪水之外無他入。李徐指其鑽石指環曰：然則此鑽石從何來？歐人傳為奇談。”[40]
也就是說，他訪問歐洲的時候，最喜歡問人家掙多少錢。隨員提醒他，老外很忌諱這個，他也不理。有一次，他參觀英國一個大型企業，問企業主，你管這麼大一攤事，一年收入多少？廠長說，隻有一份薪水而已。李鴻章不急不忙地抬起手，指著廠長的鑽戒說，那這麼貴重的東西是怎麼來的？顯然，他認為這是“陋規”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