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判斷，李鴻章按官場慣例，收受下屬“陋規”，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貪名由來有自。清代督撫年均“陋規”收入十八萬兩，李鴻章封疆數十年，收入數百萬兩不出意外。
李鴻章巨額財富的另一個來源是從洋務運動官辦企業中獲利。這是晚清部分官員有別於傳統收入來源的一個財富新源頭。
同治二年（1863年），李鴻章雇用英國人馬格裏在鬆江創辦洋炮局，這是他辦洋務之始。此後，洋務規模日益擴大，陸續創建或者擴建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同治十一年底，他創建了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又陸續創辦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係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
這些企業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製的官辦國有企業，類同封建衙門，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核算不嚴，損失無人負責，所以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鑽。“歲用正款以數百萬計，其中浮支冒領供揮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結果是“製成一物，價比外洋昂率過半”[41]。李鴻章所用之員，很多也名譽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務人才盛宣懷就經常被人詬病。盛氏在購買旗昌公司時，被王先謙、劉坤一參劾受賄，李鴻章對盛宣懷多方保護才使其過關。
李鴻章之所以如此盡靠山的義務，是因為這些人從經濟上會對他進行回報。光緒三年，盛宣懷在購買旗昌公司時，發現旗昌在賬外還有房產三十間、洋房十七所，約值五十萬兩。盛宣懷即密函李鴻章，建議由幾個靠得住的內部人另立一公司，收買下來，估計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問李鴻章“師欲附股若幹，乞密示”，由其操辦。[42]李鴻章是否同意，在檔案中未見記載。不過李鴻章在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等處都有不少的股份，並無疑問。再看下《近代名人小傳》中的記載：“招商輪船、開平煤礦皆有鴻章虛股甚多。及歿，家資踰千萬，其弟兄子銀私財又千餘萬。”所謂“虛股”，即今日所說的“幹股”。隨著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實業”的擴張和壯大，其獲益自然相當可觀。
李鴻章出身並不顯貴。他出生之際，李家尚屬庶民小地主水平，李鴻章曾經在家書中說，祖父每到過年時就會被債主圍困，時間長了，甚至為親友所厭：“前吾祖父窮且困，至年終時，索債者幾如過江之鯽，祖父無法以償，惟有支吾以對。支吾終非久長之計，即向親友商借。借無還期，亦漸為親友所厭。”[43]李鴻章十五歲時，父親李文安才中進士。但是李文安以普通京官終，仕宦所得十分有限。李家後來成為合肥首富，李鴻章的貢獻當然是第一位的。
李鴻章做官第一目的當然不是要發財，但是他為官不以操守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會經濟資源，自然導致大量財富沿著權力管道彙入其門。這在晚清參與洋務運動的督撫中，應該具有一定典型性。
[1]容閎：《西學東漸記》，徐鳳石、惲鐵憔原譯，張叔方補譯，楊堅、鍾叔河校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71頁。
[2]梁啟超：《李鴻章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第110頁。
[3]見宋路霞：《細說李鴻章家族》，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第100—101頁。
[4]見上書，第101頁。
[5]見上書，第98—99頁。
[6]見上書，第99頁。
[7]見上書，第104—105頁。
[8]見宋路霞：《細說李鴻章家族》，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第104頁。
[9]郭漢鳴、洪瑞堅：《安徽省之土地分配與租佃製度》，轉引自陳恩虎：《明清時期巢湖流域農業發展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第59頁。
[10]許知為：《李鴻章家族在蕪湖的經商活動》，載《工商史跡》，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35頁。
[11]見趙焰：《野狐禪》，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第203頁。
[12]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07頁。
[13]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59頁。
[14]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2頁。
[15]見謝世誠：《李鴻章與晚清吏治》，《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59頁。
[16]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92頁。
[17]梁啟超：《李鴻章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第109頁。
[18]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一冊），鹹豐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丙午，廖承良標點整理，嶽麓書社，2013，第344頁。
[19]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二冊），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甲寅，廖承良標點整理，嶽麓書社，2013，第657頁。
[20]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7頁。
[21]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84頁。
[22]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02頁。
[23]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47頁。
[24]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三》（3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63頁。
[25]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四》（3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332頁。
[26]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36頁。
[27]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三冊），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己醜，廖承良標點整理，嶽麓書社，2013，第1471頁。
[28]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四》（3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42頁。
[29]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七》（3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28頁。
[30]王定安：《湘軍記》卷二十《水陸營製篇》，朱純校點，嶽麓書社，1983，第337頁。
[31]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三》（3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32頁。
[32]王爾敏：《淮軍誌》，中華書局，1987，第223頁。
[33]柴小梵：《梵天廬叢錄》（第一冊），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37頁。
[34]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李文忠濫用鄉人》，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第8頁。
[35]陳恩虎：《明清時期巢湖流域農業發展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第59頁。
[36]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信函二》（30），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442頁。
[37]見《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光緒三十年甲辰。
[38]謝世誠：《李鴻章與晚清吏治》，《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58頁。
[39]謝世誠：《李鴻章與晚清吏治》，《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59頁。
[40]梁啟超：《李鴻章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第110頁。
[41]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一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第557頁。
[42]見謝世誠：《李鴻章與晚清吏治》，《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59頁。
[43]李鴻章：《李鴻章家書》，翁飛、董叢林編注，黃山書社，1996，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