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出身湘軍集團，同樣位高權重，同樣晚年參與洋務的左宗棠，居官風格與李鴻章截然不同，卻與曾國藩不謀而合。
左宗棠是湖南湘陰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舉人出身。鹹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圍攻長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後又入曾國藩幕。鹹豐十一年（1861年），由曾國藩疏薦任浙江巡撫，督辦軍務。同治元年（1862年）升閩浙總督。太平天國平定後，封一等恪靖伯。後曆任陝甘總督、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軍機大臣。光緒十一年（1885年），病故於福州，贈“太傅”，諡“文襄”。
和曾國藩一樣，左宗棠在出山入幕之初，就曾立誓“不以一錢自汙”。在輔佐數任湖南巡撫的過程中，左宗棠掌握著巨大財源，“撫幕八年，籌兵籌餉，辦厘減漕，一切財政無不經心，無不經手”[1]。成為獨當一麵的將領之後，他的薪餉更為優厚，但是他堅持每年隻寄二百兩回家。
同治元年，他在家書中這樣解釋原因：“念家中拮據，未嚐不思多寄，然時局方艱，軍中欠餉七個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境遇以清苦澹泊為妙，不在多錢也。”[2]
軍中收入所餘，他都慷慨地捐助地方慈善等事業。左宗棠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家信中說：“吾在軍中自奉極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賑。”[3]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左宗棠獨特的家庭教育理念。鹹豐十年（1860年）四月初四，曾國藩在日記中記載，他與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說，“凡人貴從吃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為子孫之累雲雲”[4]。這也是曾國藩一貫的思想，所以他評價此語為“見道之語”。曾左二人都從自身成長經驗中總結出大富之家並非是一個人良好的成長環境，所以他們都主張不給家裏寄過多銀錢。
治理地方期間，和曾國藩一樣，左宗棠從不收屬下的貴重禮品，隻收價值菲薄之物。胡雪岩從上海給遠在甘肅的左宗棠寄送金座珊瑚頂、人參等貴重禮物，左宗棠隻留下了一些食物，其餘物品全部退回，並且回贈了一些甘肅的土產。[5]
在治理地方的過程中，左宗棠非常重視對下屬的廉政教育。他將清初名臣汪輝祖的《佐治藥言》和陳宏謀的《在官法戒錄》分發給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還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蘭州精心選編了陳氏的施政文書、汪氏的《稱職在勤》以及清朝專論吏治的文章共十八篇，編成《學治要言》一書，“頒諸寅僚”。[6]
左宗棠還不厭其煩地在對屬員的批答中進行訓諭，比如他在批複臨潼縣（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知縣伊令“允楨稟接印視事情形由”的批劄中說：“做官要認真，遇事耐煩體察，久之無不曉之事，無不通之情。一片心腸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撫幼子，寒暖饑飽，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時自己寒暖饑飽翻不覺得。如此用心，可謂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見好。甚或信任官親幕友門丁差役，不但人說不好，即自己亦覺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親幕友門丁差役，若輩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7]
這些批語，從用語到文風，與曾國藩的批牘都高度相似。
和曾國藩一樣，做地方大員期間，左宗棠也沒忘了對自己的家人嚴格要求。在給兒子孝威的信中，他說：“吾家積代寒素，至吾身而上膺國家重寄，忝竊至此，嚐用為懼。一則先世艱苦太甚，吾雖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嚐有先世所不逮者，懼累葉餘慶將自吾而止也。爾曹學業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規益之言少入於耳，易長矜誇之氣，懼流俗紈袴之習將自此而開也。”[8]
他要求兒子在官屬中不可擺少爺排場：“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規模，不可沾染官場氣習、少爺排場，一切以簡約為主。署中大廚房隻準改兩灶，一煮飯，一熬菜。廚子一、打雜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9]
左宗棠不願“營田宅以為子孫計”，因為兒子沒經自己同意改建房屋而痛責孝威：“家中加蓋後棟已覺勞費，見又改作轎廳，合買地基及工料等費，又須六百餘兩。孝寬竟不稟命，妄自舉動，托言爾伯父所命。無論舊屋改作非宜，且當此西事未寧、廉項將竭之時，興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觀美，不顧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據稱欲為我作六十生辰，似亦古人洗腆之義，但不知孝寬果能一日仰承親訓，默體親心否。養口體不如養心誌，況數千裏外張筵受祝，亦憶及黃沙遠塞、長征未歸之苦況否。貧寒家兒忽染腦滿腸肥習氣，令人笑罵，惹我惱恨。”[10]
正因為不想“遺子孫以銀錢”，所以左宗棠在督撫生涯中，廉俸所餘大都“隨手散去”，捐給了地方慈善或者其他公用開支。同治八年（1869年），湘陰水災，左宗棠捐銀一萬兩，“今歲湖南水災過重，災異疊見，吾捐廉萬兩助賑，並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莊散米散藥情景如昨，彼時吾以寒生為此，人以為義可也；……養廉歲得二萬兩，區區之賑，為德於鄉亦何足雲？有道及此者，謹謝之”[11]。光緒三年（1877年），陝甘等地大旱，左宗棠帶頭捐給陝西一萬兩，甘肅慶陽三千兩。光緒五年（1879年），左宗棠的老部下劉典去世，家中老幼無以為養，左宗棠拿出六千兩薪俸，為劉典治喪並接濟他的家人：“至其身後一切費用，……共六千兩，均由我廉項劃給，不動公款，恐累克翁清德。”[12]
這類資助記錄，在左宗棠家書中隨手皆是，不妨再錄幾條：
“丁果臣先生兩次書來，並寄示《秩老易學》《篁村遺事》，意欲索三百金為刻書之貲。此老誌節甚高，讀書有得，不尚聲稱，不求榮利，實亦當時所僅見。到老窮窘可念，當劃廉銀畀之。”[13]
“下第公車多苦寒之士，又值道途不靖，車馬難雇，思之惻然。吾當三次不第時，策蹇歸來，尚值清平無事之際，而饑渴窘迫、勞頓疲乏之狀，至今每一憶及，如在目前。……再以千金交兒分贈同鄉寒士為歸途川費，或搭輪船，或俟秋間車馬價賤再作歸計，均聽其便。”[14]
“賀仲肅居官清潔，身後蕭條，應致賻二百兩交其世兄，並問慈谿交代清楚否。”[15]
“周文荊來營，詢其在長沙開小碓行，失本欠債至二三百千，而所分家產僅田一石數鬥，子女又多，無以為生。此子老實可憐，具其先世謹厚有餘，應有以恤之。大約除此間給盤川外，應由家中付銀百兩與之。”[16]
“吾同年唐慈陔諱萱慶，身後兩子俱故，不知有孫否，可詳詢以告。又有同年金季亭諱有成，家貧而持介節。寒餓所迫，遂以早殞，數子亦相繼亡。聞袁克卿說，其家僅剩一寡媳、一孤孫，不能存活，竟至流為乞丐，可傷之至。……由家中取銀百兩恤其孤寡。……切切。”[17]
左宗棠任總督多年，遺產隻有兩萬五千兩。在家書當中，左宗棠這樣談及自己身後的分家計劃：“吾積世寒素，近乃稱巨室。雖屢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積習，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節之勢。我廉金不以肥家，有餘輒隨手散去，爾輩宜早自為謀。大約廉餘擬作五分，以一為爵田，餘作四分均給爾輩，……每分不得過五千兩也。爵田以授宗子襲爵者，凡公用均於此取之。”[18]
和曾國藩一樣，左宗棠為人治學均深受倔強自強的湖南文化性格和經世致用的近世湖南學風影響。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經世思想傳統在湖湘文化中表現特別突出。湖湘文化培育出來的強悍性格，“所表現的內涵是積極的人生觀，是強烈的權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19]。受這種學風熏陶的曾、左身上皆有一種胸懷天下、不以個人得失為念的大氣。左宗棠雖然屢試不第，但並不以個人境遇為憂，而是時時為將來有功於天下做準備：“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20]曾國藩也認為，立誌之時，不必謀及個人利益：“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21]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這兩個人身上都有理學家氣質，所以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質條件為念，精神專注於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