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鴻章一樣，左宗棠晚年也深度介入洋務運動。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創建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大型的新式造船廠。同治十一年，他在蘭州建立甘肅製造局，自造槍炮。光緒六年（1880年），他又創設蘭州機器織呢局。此外，他還鑒於西北地區旱災頻仍、水利不修的情況，多次托人在上海購置西洋開河、鑿井等新式機器，運到甘肅，發展農田水利事業。可以說，洋務運動中，他和李鴻章一樣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但是我們找不到他參股其中以謀私利的記載。同樣，曾國藩督兩江時，如果想發財，也是易如反掌。比如通過批鹽票一項，就可以成為巨富。然而他卻嚴格要求家人不得領取鹽票。
與之相比，李鴻章身上的“江淮氣質”則與“湖湘性格”頗有不同。李鴻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處皖北地區，川原平曠，為南北要衝，曆代大的戰亂多涉及此地，“安危治亂，與時升降”。地方上土匪橫行，社會治安條件極差，所以民眾尚武，“民情好鬥”。王定安在《湘軍記》中說：“獨濱淮郡邑，當南北之交，風氣慓急，其俗好挾輕死，俠刃報仇，承平時已然。”曾官居淮北知縣多年的查揆曾感慨：“安徽省介江淮間，其俗之悍戾狠鬥，鳳陽、潁州、泗州為尤甚……”[22]
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中，明規則常常不起作用，潛規則才是支配社會的真正力量。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李鴻章，受底層文化影響比較大，性格崇尚豪邁，做事不拘一格，行動以實用主義為指針。福爾索姆在《李鴻章的氣質、性格與事業》中說：“他極端實際和講求實效，腳踏實地，……在會談中，他總是不拘禮儀，不讓它阻礙達成友好協議，並能以令人驚異的明晰見解，一下抓住問題的核心。……在李鴻章看來，與想象中的邪惡鬥爭是無益的。人們隻能做他們能做的事。‘惟有量力踏實做去。’”[23]
李鴻章特別講哥們兒義氣。“李一生中對朋友的忠誠幾乎具有傳奇色彩。……當朋友身處逆境時，也必須忠於他們，運用自己的影響幫助他們。李非常確信這一點，以至願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風險去這樣做。在曾國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李鴻章辭離了曾國藩的幕府，這與其說是支持元度，倒不如說是維護忠於朋友的原則。”[24]與此同時，李鴻章還酷愛虛榮、喜聽奉承、善打痞子腔，這都是底層文化性格的表現。在物質享受上，李鴻章也非常現實，沒有理學家那種以物質享受為敵的行為傾向。
因此在居官操守及吏治方針上，曾、左二人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而與李鴻章存在巨大反差。
當然，雖然都是清官，左宗棠和曾國藩還是有一些不同之處的。曾、左雖然性格都很剛強，但是其“剛”亦有區別：左宗棠性情張揚外露、辦事淩厲果斷，曾國藩則內剛外柔、做事低調。
曾國藩雖然骨子裏是一個清官，但是卻不想居清官之名。他資助很多慈善事業，都是隻做不說，深恐為人所知。而左宗棠性格淩厲直接，樂於顯揚自己的清廉之名。郭嵩燾說左宗棠在軍中，日以“吾無一錢”為言[25]，唯恐自己的清節不為人所知。曾、左二人都拒絕下屬送自己貴重禮物，曾國藩通常是通過自己的門子家人代為拒絕，左宗棠卻高調地發布公告，以“通飭”的方式，要求“文武印委員弁刪除慶賀禮節勤思職守”，“照得新疆軍務未竣，本大臣爵閣部堂駐節肅州，啟處不遑，所有關內外文武及營局各員，凡遇慶賀禮節概應刪除。即謂長屬分義攸關，宜隨時通候以表虔恭之意，稟啟將意亦無不可，斷不準擅離職守來轅進謁，致曠職守。其有專差呈送禮物者尤幹例禁，已早飭文武擯棄不收。各文武印委均應勤思職業，毋得非分相幹，自取咎戾。懍之！”[26]
曾國藩雖然在家書中反複教育兒子要儉樸自持，卻從來沒有提及要將這些家書傳之後世。左宗棠則特意囑咐自己的兒子將家書裝訂成冊，以流傳後人：“吾本寒生，驟致通顯，四十年前艱苦窘迫之狀今猶往來胸中。……自今以後均得從儉，不得援照爾兄嫂往事為例。此紙可裝訂成冊，以示後人。”[27]
曾國藩中年變法之後，對官場的潛規則采取部分妥協的策略，因此他晚年居官也時有“灰色”之舉。比如曾國荃經常舉薦親友到兩江總督衙門謀差事，曾國藩多數都給予了妥善安排。而左宗棠則一生基本保持了清峻淩厲的做官風格，操守之嚴，到老弗懈。在西北主政之時，有不少家鄉的親朋前去投靠，希望謀個飯碗或前程，這些人大部分都被左宗棠峻拒，所獲不過是一份回鄉的川資。僅在肅州一地，左宗棠就為這些人支付了高達四千多兩的路費。左宗棠寫信給陝甘總督楊昌浚，說我的戚族如有逗留蘭州一帶請求收錄的，決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28]。他的夫人去世前曾請其給予湖南柳莊家中的門丁何三以勇丁糧餉，他認為何三是家人，非勇丁，而從自己的年俸中撥銀付給：“何三在家看門久，老實，而晚景不好。在閩時爾母曾說過給與一名勇價，吾亦諾之。惟念勇之口糧不可給家人，是以久未給，予亦且忘之。今寄信若農觀察，請其劃撥二百十兩零六錢交爾給何三，以了此項，蓋四年勇費之數也。”[29]
所以曾國藩一生未以“清”名著，而左宗棠卻成為一些傳說逸事中的主角。比如這一則：
“當左宗棠抵達北京時，他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很不適合他那率直脾性的世界。還沒進城，他就遇見了腐化墮落的實例。腐敗已經吞噬了朝廷，使認真管理國家事務的企圖一敗塗地。他碰到了一個慣例：所有任期結束奉召進京的高官，都要在城門口交納一筆銀子。那些剛從油水特厚的位置上退下來的官員，有時要交納十萬兩之多。左宗棠來到京城門口，門房要他交納四萬兩，被他拒絕了。他說，皇帝召他進京，他就來了，如果進入國都麵見皇上要交錢，那就應該由朝廷埋單。至於他，一個銅板也不會掏。他在城門外等了五天，直到事情有了轉機，但他未掏腰包。”[30]
可以說，在左宗棠身上，更鮮明地、風格化地體現了湖南人的“霸蠻”、較真或者說“騾子”精神，而曾國藩則更大氣含元，藏而不露，以渾為用。二人官風一墨一黃，體現了傳統清官的兩種不同類型。
當然，雖以“孤介”聞名，但是左宗棠亦並非不通人情世故、毫無彈性之人。
上文引左宗棠家書“吾在軍中自奉極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賑”的下文是：“寧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曆任皆照例收受，我以今日何需乎此款，本可裁，以其為陋規也，但裁之之後，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約，則必不敷用矣，豈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窘境乎？因遂受之，仍以轉送賑局。書告爾等，應知取與皆當準之於義，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