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數清代曆史上最窮的京官，劉光第應該可以上榜。
我們知道劉光第，一般都是因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因為參與百日維新被殺害於菜市口，同時他也有詩名，是清末維新派的著名愛國詩人。但是對於他的經濟狀況，很少有人注意。
劉光第是四川人，光緒九年（1883年）高中進士，授刑部候補主事，時年不過二十五歲，在當時可謂少年得誌。但是奇怪的是，中了進士之後，他卻一直沒有到北京去當官。為什麼呢？因為家裏太窮，他拿不出到北京當官的本錢。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就是中進士五年後，他獲得了親戚一筆資助，才能起程奔赴北京。他在北京做了十年京官，在京官生涯的最後幾個月，劉光第才因參與戊戌變法達到仕途的頂點：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被授予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但是這段輝煌持續的時間十分短暫，到了八月十三日（9月28日）他就因變法失敗被殺害。
劉光第的整個京官生活，都窮得一塌糊塗。一般京官都住城裏，上下班方便，他卻住在郊外。因為他付不起城內的高昂房租，所以他在北京南西門外找到一座廢棄的菜園子，當中有幾間舊房，簡單收拾了一下，就住了下來。當然，史書說得很客氣，說他之所以住在這裏，是因為不願意在北京城裏呼吸汙濁的空氣：“君惡京師塵囂，於南西門外僦廢圃，有茅屋數間，籬落環焉，躬耕課子。二三友人過訪，則沽白酒，煮芋麥餉客。”[1]
劉光第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清代京官的收入當中，有一項實物補貼叫“祿米”，就是大米。但是大部分時候，京官領到手的祿米都質量低劣，根本無法食用。因為管理糧倉的官員往往會把好米私下販賣掉，然後把劣米偷運進倉充數。在發放祿米時，糧倉官員會“先將黴爛之米充放”，雖“間有好米，亦多摻和灰土”[2]。因此一品大員能領到些好米，中下級官員領到的基本都是放了好幾年的陳化老米，且“老米多不能食”[3]。一般人都領出來低價賣掉，買的人用作牲畜飼料。隻有劉光第一家領到之後，是自己吃掉的。劉光第在書信中說，“幸兄齋中人俱能善吃老米”“幸兄宅中大小人口均能打粗，或時買包穀、小米麵及番薯貼米而食”[4]。因為一直處於艱難之中，所以劉家中的大人小孩子都很能吃苦。
一家人穿的也十分破舊。劉光第唯一一件體麵衣服，一穿就是十年，“一布袍服十年不易。……筆墨書卷外無長物”[5]，“除著禮服外，平日周身衣履無一絲羅”[6]。其夫人則“帳被貧窶”[7]，被子蚊帳千瘡百孔，看起來根本不像一位官員夫人，而像是一位城市貧民。他的幾個兒女則更是“敝衣破褲，若乞人子”[8]，像是要飯花子。
因為住在城外，所以劉光第的上班路程很遠，“從寓至署，回轉二十裏”，又因為無錢坐車，所以平時“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爛時偶一坐車”[9]。每天步行十公裏，倒是非常鍛煉身體。
劉光第避居城外，除了無力支付城內高昂房租，還有一個原因，這樣可以避免頻繁的應酬往來，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少隨點份子。別人家都是三天兩頭請客吃飯，隻有他們一家人很少出門交遊。他夫人在北京待了十一年，沒出過一次門：“尋常宴會酒食，亦多不至。其夫人自入都至歸，凡十一年，未嚐一出門與鄉人眷屬答拜。宅中惟一老仆守門，凡炊爨灑掃，皆夫人率子女躬其任。其境遇困苦，為人所不堪，君處之怡然。”[10]
綜合以上情況，劉光第的生活比北京普通市民強不了太多，自然應該被歸為京官中最貧困的一類。他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窮困，有以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收入低微。晚清太平天國戰爭興起，為了彌補軍費不足，朝廷不得不賣官籌錢，結果官多職少，所以劉光第到京之後，一直以候補的身份工作。按清代官製，劉光第正途候補的京官，隻有正俸，他所任主事為六品官，國家正俸為六十兩，除此還有六十斛祿米。但是因為財政困難，正俸又經常被打折扣發放，劉光第在家書中曾說自己“俸銀五十餘兩”。除此之外，晚清捐官興起後，官員每年給老鄉做保人，每年可以獲印結銀收入約一百五十兩，加上五十兩俸銀，劉光第每年全部收入為二百兩左右。但是在北京拖家帶口生活，一個官員每年至少需要六百兩，所以正常情況下，他每年的赤字要在四百兩左右。
第二個原因是劉光第出身非常貧寒。京官生活水平如何，與家庭背景有關。有些收入低微的京官在北京也能過上安定優越的生活，是其家族在背後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撐。比如翁同龢狀元及第後官授翰林院修撰，每年工資收入不過一百多兩，但是他的生活從來沒有遇到什麼窘迫，因為翁氏一族在北京仕宦多年，他的父親翁心存時任體仁閣大學士，家資豐厚。
而劉光第則出生於貧窮的農民兼小商人家庭。讀《劉光第集》，他的祖父冬天連棉襖都穿不起，成天賴在鄰居家的鐵爐邊不肯走，熏得臉麵漆黑，親戚來了都不認識，“隆冬猶衣敗絮，寒不可支，則竟日負鄰家鐵爐坐不去。麵目黧黑，親故至不可辨識”。[11]到了他父親一代，家境也沒什麼好轉，全家兩三個月才能吃一次肉，一次不過幾兩，“家經變故多，支用絀，入不敷出，食常不買生菜。兩三月一肉，不過數兩。中廚炭不續，則弟妹拾鄰舍木店殘杈剩屑以炊”[12]。
劉光第被欽點刑部主事後，因家境貧寒不能支持京官生活的浩大費用，沒有進京。後來，他的一位族叔，自貢鹽場紳商劉舉臣，主動提出每年資助他銀錢二百兩。富順縣令陳錫鬯一度“亦年助百兩”[13]。這樣，劉光第才在母喪服闋後進京為官。因為自己花費全靠他人捐助，欠著巨額人情債，劉光第自然能省即省，不敢大手大腳。
劉光第其實有著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也不怎麼掩飾自己對仕途的熱衷，到北京之後，很想快快升官。蓋因他之讀書，是全家人節衣縮食供出來的，母親甚至“賣屋而買書”[14]，以供他讀書。所以全家人發達之願望，皆在他一身。
到刑部上班後，他工作十分勤奮。一般人一個月到衙門上二十天班，就已經算非常勤奮的了，他每個月出勤可達二十八九天。《年譜簡編》載：“銷假就職後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次。”[15]在致劉舉臣的信中，他這樣解釋自己為什麼這樣勤奮：“惟本司人數太少，主稿等均勸勤上衙門，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見勤敏。”[16]如此勤敏，大家都說他過不了幾年就能升官，“同鄉皆言，如此當法，數年後，必定當紅了”。[17]大家如此鼓勵，他對自己的仕途也很有信心，認為像自己這樣拚命做官，不難飛黃騰達。光緒十六年（1890年）底，他在家信中說：“故就兄一人一身而論，盡可無慮，十數年間，一帆風順，便可出頭。”[18]
雖然如此說，事實是十年之間，他卻始終在候補主事一職上不能遷轉。一方麵原因是晚清仕途過於擁擠，另一方麵則是劉光第的個性並不適合混跡官場。
劉光第從小在艱難困苦中長大，個性強硬方剛，能吃尋常人不能吃之苦。《年譜簡編》記載，有一次他走在路上被瘋狗咬傷，怕感染病毒，他硬是從附近人家借了把菜刀，活生生把傷口周邊的肉都挖下來了：“常步行富瀘間，為瘈犬所傷。從鄉人借廚刀削去傷口，鄉人圍觀駭歎。”[19]此舉斷非尋常人所能為，可見其性格之強。
劉光第的另一個性格特點是內向、孤介。對於社交活動，劉光第既不擅長，也不感興趣。除了必不可少的禮儀，比如師門的三節兩壽之禮，平日“少交遊，避酬應”[20]。偶爾應酬，也多獨坐“寡相諧”[21]，坐在那兒不和別人交流。胡思敬說他“恂謹寡交，稠人廣坐中，或終日不發一言。官刑曹十餘年，雖同鄉不盡知其名”。[22]他當了十年官，連同鄉都沒認全。他這樣做，原因當然主要是對官場上的喧囂浮華十分看不慣，也不願意對高官做諂媚之態。劉光第也說自己“冷僻猶昔”[23]，“在人稠中”他“不善作便佞趨承之狀”，以致“眾皆木石視之”[24]。這樣的性格，自然影響他在官場中廣結機緣，導致遲遲不能升遷。
劉光第的收入中缺少外官“饋贈”等灰色收入，這是因為入仕不久，他就立誌要做清官名臣。光緒十五年（1889年），也就是進京為官的第二年，他就在家信中說，自己要效仿康熙朝的名臣魏象樞，有了親戚的資助，就不收什麼灰色收入，而是力圖保持清廉之節：“昔康熙時魏敏果公（名象樞）為一代名臣，俗所稱保薦十大清官者也。其初得京官時，亦患無力，不能供職，其戚即應酬之，後來竟成名臣。（有人接濟，免致打饑荒，壞人品，此亦魏公之福也。）”[25]
因為立誌要做名臣，劉光第十分愛惜羽毛，其清峻程度遠過於曾國藩。步入官場之初，劉光第也一度和光同塵，接受過一些饋贈。後來，隨著做清官名臣的人生設計日益清晰，他開始拒絕被大多數官員都視為正常的饋贈，“兄……不受炭別敬（方寫此信時，有某藩司送來別敬，兄以向不收禮，璧還之）”[26]。甚至連好朋友的幫助他也不要，因為他不想沾染任何灰色收入。有一個好朋友發了筆小財，得到三四千兩白銀，想幫他一把，也被他拒絕：“京中今年結費太壞，用頗不敷。掄三已補員外，別項進款約三四千金，平時頗知兄，常欲分潤，露於言句，不知兄不敢受也。”甚至有人看他成天穿著破舊衣服，想給他兩件衣服，他也不要：“趙寅臣欲出京時，欲以紗麻等袍褂相送，因兄所穿近敝故也，兄亦婉而卻之而已。”[27]這樣他就失去了“他人饋贈”這一京官頗為重要的收入來源。
及至後來因參與變法而獲得重用後，他的作風在軍機中也獨樹一幟。
升了官，別人都要給報信的太監賞錢，隻有他一個錢不給：“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不僅如此，不管誰家有事，他也不隨禮：“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