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軍機章京，別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筆外官送的禮金，隻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舊交，雖禮饋皆謝絕。既入直樞府，某藩司循例饋諸章京，君獨辭卻；或曰：‘人受而君獨拒，得毋過自高乎？’君赧然謝之。”[29]
如此做官之法，使得他升官反而更為賠錢，每年要賠五百兩。他自己在家信中說：“兄又不分軍機處錢一文（他們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譜，貪者數不止此）；……如不當多時，所賠猶小；如尚不能辭脫，則每年須幹賠五百金。”[30]
基於以上原因，劉光第的生活自然擺脫不了艱窘。他在書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說，因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務都是夫人帶一女仆親自幹：“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連廚手亦不能請了，全是一婢女與敝室同操作，日無停趾。”[31]家裏越發破舊得不像樣子：“蓋去夏大雨後，頂全漏，爛紙四垂，屢次覓裱糊匠不得（通京俱從新裱糊，匠人忙極）。及覓得，又以價太昂，屢相齟齬，直至冬月，始迫於不得已，費十餘金，乃收拾完好。……惟是頂棚未裱好時，客廳諸事，俱頗潦草。”[32]
這種貧困狀況貫穿了劉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終。一般人苦熬、苦做京官，一是期望能在級別上快些升上去，二是期望能外放到外地做地方官，收入可以名正言順地大漲。資助劉光第的族叔也是這樣期望的。可惜，因為參與維新變法，劉光第沒有迎來自己經濟狀況改善的那一天就斷送了性命，他的族叔也沒能收回投資。在他變法失敗後被捕之時，連執行抓捕任務的官兵都驚歎他家之窮：“緹騎見家具被帳甚簡陋，夫人如傭婦，皆驚詫曰：‘乃不是一官人！’”[33]
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盡相同。雖然明清兩代京官通常都很窮，但是並不是說所有京官都生活在困窘當中。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處巨富階層。
這些人一般分兩類。一類是立身不謹的重臣權臣，因為掌握的資源廣而巨，夤緣攀附者門庭若市，所以營私肥己的空間很大。典型代表當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屬。
另一類是“肥缺官員”。京官中有些職務，表麵不顯山露水，但“實惠”卻非常之巨，比如內務府及戶部的某些職官、銀庫官員、各榷關稅務官員等。但是他們絕大多數是滿人，這是因為清代的“首崇滿洲”的民族政策。王誌明說：“中央機關的滿缺最多，據《清朝文獻通考》的記載，1785年朝官中滿洲缺、蒙古缺、漢軍缺、漢缺分別是2751、253、142、558名，其中戶部和工部的某些機要部門如銀庫、緞匹庫、火藥局等，全為滿缺所獨占。可見要津和中央機關為滿人所控製，牢固了滿人的統治權。”[34]這類滿族京官自然活得特別滋潤。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曆任戶部尚書、外務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內閣協理大臣等要職，對晚清政局產生過重要影響。在這裏我們不論其政績，隻來看一看他的經濟生活。
那桐乃內務府鑲黃旗滿洲人，葉赫那拉氏，鹹豐六年（1856年）生於北京。他的家族是內務府世家，家資豐厚。不過和大部分內務府紈絝子弟不同，他自幼肯於讀書，並且取得了舉人功名，這在滿人中算得上相當難得，所以被人稱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頗有辦事才幹，在滿族官員當中屬於一位“能員”，所以升遷之路相當順遂。
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記。讀這本日記，我們發現，從青年時代起，那桐的生活就是極為優裕，甚至是奢華的。
那桐的住宅位於金魚胡同，這是一座豪華宅邸，一座橫向並聯的七跨大院，占地二十五畝之多，房屋三百多間。特別是其中的“那家花園”，以“台榭富麗，尚有水石之趣”而聞名京師。[35]
那桐日記起自光緒十六年。從日記記載來看，那桐幾乎天天都是在飲宴應酬、唱戲聽曲中度過，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潤。比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他共有十九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請別人，約晚飲，到同興樓小食，赴福壽堂之約，在家晚飲，赴九九園消寒九集，到福全館晚飯，談崇文門公事，同和樓晚飯，赴九九園之約……名目繁多，經常子初、子正才歸。[36]除了日常錦衣玉食，那家花園“經常舉辦各種演出活動。……京戲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那家愛聽戲，經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連唱幾天”。[37]
在晚清時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意兒”是一個家庭是否有實力的重要標誌。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一次赴天津旅遊之後，那桐迷戀上了西洋事物，從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買洋貨”，“坐汽車、安電話，甚至買汽車，反正什麼東西時髦，那家便很快擁有”[38]。
那桐日常應酬手筆也很大。日記記載，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熙大人宅”有喜事，他出份子二百兩白銀[39]；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升為“正部級”後，到各處拜謝老師，送給榮祿銀一千兩，其他送崇綺等十一人，從四十兩至一百兩不等[40]；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慶親王女兒結婚，他送“大裁江綢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紹酒二壇、茶葉百斤、羊燭百斤、喜分百金”[41]；日記中經常可見他借錢給別人，比如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倫貝子借去一千兩京鬆銀。[42]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來自四個方麵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內務府，家底本來就很厚。
第二個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與經濟收支有關，且多次署肥缺。中舉之前，那桐因為精明能幹，就經常被派一些臨時性職務，比如“充戶部恭辦（皇帝）大婚典禮處派辦司員”“充恭辦（皇帝）萬壽慶典總辦”[43]。雖然都是臨時充任，但這些皇家慶典例來開支浩大，承辦人員扯虎皮做大旗，可鑽的空子極多。甚至修辦光緒朝《大清會典》這類看起來沒什麼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閃展騰挪的空間。光緒二十五年，那桐任《大清會典》館提調官，事畢將工程用剩下的六萬兩白銀交還朝廷，得到慈禧太後的專旨表彰，說他“奉公潔己，辦事認真”[44]。這件“小事”能引起最高層的注意，說明這六萬兩如果想法分掉，才更符合那時官場之慣例。
那桐長期擔任戶部的職務。戶部的職掌均與經濟財政相關，戶部官員的公開收入名正言順地高於其他部門，“各部之中，以戶部為較優”[45]。那桐長期任職戶部，到底獲得多少收入未見記載，不過他自光緒十一年至十九年（1885—1893年）在錢法堂當差，做到主事。光緒十一年起在捐納房當差，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總辦，直至光緒二十四年。這幾個地方都是極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還在貴州司掌過印。那桐為人，並不在意清節，反而是貪名久著，正如攝政王載灃的胞弟載濤在回憶錄中說那桐“平日貪婪無厭”，“亦是著名大貪汙者”[46]，所以在戶部期間，他的收入應該就已經不菲。
那桐還出任過一些著名的肥缺。
第一個肥缺，就是“戶部銀庫郎中”，“佩帶銀庫印鑰”[47]。戶部銀庫是收貯各地送到京師的賦稅餉銀之所。
眾所周知，銀庫一直是清代財政中水最深的部門，那桐在這個正五品的職務上每年的養廉銀是五千兩，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在日記中當然不可能透露。不過在擔任銀庫郎中後的第二年，他就開始在京城繁華地段經營當鋪。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餘托孟麗堂價買北新橋北大街路東增裕當鋪作為己產。……計占項一萬二千餘金，架本三萬金，存項一萬金，統計領去五萬三千餘金”。[48]
時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購買當鋪。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餘托孟麗堂價買燈市口北東廠胡同口外路東元豐當作為己產，改字號曰：‘增長’，總管為孟麗堂，……價本市平鬆江銀三萬兩，占項市鬆一萬七千兩，存項京鬆二萬五千兩，統計市鬆七萬二千餘金”。[49]
這兩筆高達十二萬餘兩的巨額投資顯然不是他的公開收入所能承擔的。事實上，分析那桐的升遷之路，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銀庫郎中一職是他宦途升騰的關鍵點。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級京官，在此之後僅僅一兩年間就躋身高級京官，後更飛黃騰達成了軍機大臣、文淵閣大學士。
那桐做過的另一類肥缺是“派充左翼稅務委員”“派充崇文門正監督”等稅收官員。[50]這也是著名的肥缺。
清代稅關官員都是肥缺，崇文門稅關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門稅關處於萬方輻輳的京師，商賈往來頻繁，征稅總額巨大，此關的稅務官員和胥吏很容易暴富。[51]清代巨貪和珅之發家致富，一個重要來源就是擔任崇文門監督所獲收入。那桐擔任這些職務的具體收入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一生行跡來看，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會潔身自好。
除去以上兩個因素，那桐個人的理財水平也是一個關鍵因素。那桐極具經濟頭腦，擅長理財，“這也許與他長年在北檔房、戶部工作不無關係。……他熱衷於從事各種經營活動。比如，他經營商鋪、置田產、地產、買房產、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經濟活動搞得有聲有色。……辦事經常習慣性地核算成本，比如光緒十六年（1890年），第一次隨兩宮赴東陵謁陵，來回十餘天，回來他曾算了一筆賬，‘此次一役除戶部應領津貼銀四十兩，尚須賠數十金’”[52]。如此，那桐的資產積聚相當迅速。
那桐的經營活動中，獲利最豐的當屬當鋪。清代皇族和大員熱衷於典當業，這是因為開當鋪稅收少，獲利豐厚。據夏仁虎記載：“質鋪九城凡百餘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53]
那桐生活優裕奢華的最後一個因素，是他的性格所致。與晚清大部分滿族官員一樣，那桐雖然是“能員”，但他的“能力”僅限於操辦具體事務，對朝廷大政、國家興衰，他從沒表現出什麼獨到的政治見解或思想主張。圓融、開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於構建自己的人際關係網，在國步艱難之際仍然全力經營自己的“幸福生活”。從《那桐日記》看，他每年春節登門拜年往還的數字相當驚人。光緒十六年，那桐三十四歲，身為中級京官，當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他登門所拜的人家約計260家，第二年春節期間，拜年約330餘家。官至一品後，前往各府拜會的數量略有減少，但來訪的客人卻明顯增加。成為重臣的1904—1911年，那家每年過年更是門庭若市。這自然也預示著他灰色收入的來源越來越廣：除去附加效應不提，最直觀的收獲是每個登門者所攜的節禮。《那桐日記》中記載的“持贄”者中，所持最高的為“千金”。[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