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酷愛逛街，每逢周末或節假日，約上三兩好友，不知不覺就能逛上一天。這得益於當下商場的全方位服務，不僅能購物，也能吃喝娛樂，還能美容理發，甚至還有睡覺的地方。那麼在古代，人們能去哪裏逛街購物呢？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代，人們吃飽飯都是問題，沒有剩餘產品用於交易。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增多，人們會把多餘的產品拿出去交換，換回自己需要的產品。這樣，便出現了交易，市場也應運而生。《易經·係辭》裏說，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說，神農氏（炎帝）發明了市場。這種說法牽強附會，因為商品交易是人類為滿足生活需要而產生的自發行為，早期的市場是在社會進步中自然形成的，並非官府或領袖創設的。
後來，民眾交易日益頻繁，市場也從偶然的交易地點演變為固定的商業場所。此時，政府開始介入市場管理。城內是市場的集中地，“城市”一詞也因此而生。西周以後，官府開始管理城中的市場，對其地點、規模、形製、時間等作了規定，這便形成了“官市”。依據《周禮》“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城市布局規定，最初的官市都設立在王宮的後方。可能是王宮客戶群體較大，也方便進行采買，故而設立在附近。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官市的消費人群逐漸以民眾為主。再加上考慮到王宮安保問題，官市都轉移到了離王宮較遠的位置。
唐朝以前，官市被限定在固定的區域裏，周圍築有高大的垣牆，類似於一座城中城。唐都長安，最初有嚴格的坊市製度。民眾居住在一個個坊裏，類似於今天的一個個居民小區。坊的周圍有坊牆，牆上開門，居民在早晚固定時間內出入。官市的形製也類似於坊，隻是內部並非居住區，而是店鋪林立的商業區。長安城主要有東西兩大官市，各有特色。東市距離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較近，周圍坊內居住的都是達官顯貴，所以多售賣高端商品，相當於今天北京的SKP；西市附近居住的多是民眾和商人，售賣的商品更為親民，相當於今天北京的西單、王府井。另外，西市在城市西麵，是絲綢之路進入長安的最近市場，所以也售賣大量進口貨。西市內有專供胡商存放貨物的“波斯邸”，類似於今天北京的東四十條外貿一條街。除了東西兩市，長安城還有個南市，以經營牲畜買賣為主，並非普通的百貨市場。
官市被限製在固定區域，還受營業時間的限製，這都給民眾帶來了諸多不便。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民眾旺盛購物需求的催化下，更方便的社區市場應運而生。唐朝中後期，坊牆和市牆逐漸被毀，商業行為突破了官府設定的區域限製。坊內也出現了許多店鋪，很多坊還因店鋪而聞名。如以樂器鋪聞名的崇仁坊，絲絹鋪集中的宣陽坊，金銀玉器店林立的延壽坊，還有以青樓吸引人的平康坊。從此，古代商業由官市一統天下的局麵被打破了。
到了宋朝，坊市製度完全消失，民眾皆可臨街開店。很多商鋪在門口擺攤經營，嚴重影響了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在整頓市容時，宋朝政府的管理頗為人性化，官府會在店鋪五步之外立一個“表木”，表木之內的區域劃給店鋪，允許他們自由地設攤擺桌、種植樹木、搭建涼棚。與唐朝坊牆外毫無生氣的街道相比，宋朝的街道充滿了熱鬧與煙火氣。
城市內交易便利，如果生活在偏遠的農村，逛街購物是不是很不方便呢？完全不是。城市之外，古代還有名為“草市”的民間集市。草市是相對於官市而言的，多存在於鄉村和郊外。草市分布廣泛，交通便利處、人口集中處、商品生產處都可能有草市的存在。草市的種類也很多，還因地製宜。比如茶葉產地附近有茶市，漁港附近有魚市，養蠶集中地有蠶市。白居易在《放魚》一詩中描述了潯陽江頭的魚市：“曉日提竹籃，家僮買春蔬。青青芹蕨下，疊臥雙白魚。”草市類似於今天農村的集市，極大便利了鄉村居民的生活。一些規模較大的草市，在後世就發展成了小鎮或縣城。比如宋朝延津縣的草市鎮，就是由隋唐五代時期的草市發展而來的。唐末五代至宋初，類似於這樣由草市轉變為市鎮者多達二十四個。
古代也有類似於今天“618”或“雙11”之類的購物節，這便是定期舉辦的廟市，也稱廟會。隨著佛教和道教的繁榮，寺廟道觀常有宗教集會，因此聚集了大量人群。人多的地方就有市場，廟市便是以寺廟為依托的定期性民間集市。廟市興起於唐朝中後期，在宋朝達到鼎盛。根據現存史料統計，北宋東京每年一次的廟市就有二十五個。東京城內的大相國寺，一月內的廟市有五次之多。廟市上的商品琳琅滿目，有餐飲食品、日用百貨、文玩珠寶、飛禽走獸等。不僅有土特產，還有進口貨。宋人愛逛大相國寺廟會，使其成為“網紅”打卡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