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馮玉祥北京事變，史學家們的看法不一，而按照馮氏在其自傳中所講，又未免是一家之言。但可以肯定的是，馮玉祥是與皖係、奉係、國民黨的三角同盟達成了共識，然後舉兵返京，發動事變，囚禁曹錕。其實馮玉祥反直，既有國恨亦有私仇：當年灤州起義，鎮壓馮玉祥所部義軍的就是曹錕所統領的第三鎮，馮氏在自傳中說“假若有一天我能風雲際會，誓必繼續死難同誌的遺誌”，足見國恨難平；馮玉祥經營西北多年，被吳佩孚調進中原，剛剛奪了河南又被劫去，故而也就對直係失去了信任，可以說是私仇。況且馮玉祥這個人是“有情必償、有仇必報”的，雖也有私心雜念，卻是抱定大是大非的。
（一）
到1924年10月間，關於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各種謠言開始充斥北京城，其中多是不利於直軍的消息。甚至有人傳說直軍第一軍司令彭壽莘業已陣亡，還有的傳說某軍嘩變。11日，吳佩孚終於決定北上親臨戰場指揮。晚9時，他由正陽門乘坐討逆軍總司令專車北上，討逆軍總部人員隨行，另有外國觀戰武官和新聞記者100餘人隨車前往。專車於12日淩晨4時半抵達山海關，依傍長城的城牆停靠，吳佩孚下車之後即率領幕僚及衛兵急赴前線。此時炮聲隆隆，硝煙彌漫，直軍聽聞吳佩孚親抵前線士氣大振，而倒戈的馮玉榮聞訊之後即畏罪自殺，吳佩孚乃調遣第十三混成旅另築陣地穩住陣腳。
在吳佩孚抵達前線之後，討逆軍總部就設在了吳佩孚的專車上，吳佩孚的直屬部隊的營帳則設於車站裏。吳佩孚抵達前線之後，仍然希望能夠通過海軍襲擊奉軍後方，使奉軍有所顧忌而無法全力進攻，遂乘坐渤海艦隊司令官溫樹德所率領的旗艦，指揮海軍對葫蘆島進行連番炮擊，但並沒有起到什麼效果。於是，吳佩孚隻好改變策略，命令後援軍總司令張福來率重兵進攻此前丟失的九門口，集中兵力對付奉軍的右翼，經過激烈戰鬥，終於使山海關方麵的戰事稍稍得到緩解。
吳佩孚想依賴海軍，張作霖則想依賴空軍。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空軍已經逐漸成為戰爭中的新興力量，但當時的中國一來沒有自主研發飛機的能力，二來各地軍閥購買的飛機在質量和數量上畢竟有限，難以形成強有力的空中打擊。張作霖是所有地方軍閥中最為重視發展空軍的一個，當初張作霖致信曹錕，有“以飛機候起飛”句，可見其對自己的空中力量頗引以為豪。是故戰爭一起，張作霖便迫不及待地讓空軍小試牛刀。奉軍的飛機以四架、七架的編隊，不斷對秦皇島展開轟炸。但是因為秦皇島海域尚有外國軍艦20餘艘，奉軍的飛機有所顧忌，也沒有起到什麼效果。
第二次直奉戰爭，直奉雙方宣稱投入兵力20萬，擺出了不決出生死誓不罷休的架勢，其實除了消耗了不少彈藥，並沒有多少真正的短兵相接。前麵也算是講了不少，細心的人肯定能發現並沒有多少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的篇章，說來說去都是隻聞其聲不見其人，因為雙方除了對著扔炮彈，並沒有多少真正的廝殺。直係三軍中，第一軍的馮玉榮倒戈，頂上來的張福來算是打了場惡仗。第二軍的王懷慶戰敗，頂替他的王承斌和奉係張作霖早已私下聯絡，所以並沒有和奉軍交火，至於第三軍的馮玉祥部根本沒有按照吳佩孚的命令抵達前線。馮玉祥部24日自懷柔出發，每天行軍二三十裏，28日抵達密雲，10月1日才抵達古北口，接著就以籌措給養為名停留下來。奉軍不進逼，直軍也不硬扛，兩邊就像是在擺花架子，隻見雙方刀光閃動，卻始終不碰到一塊兒。
戰事處於膠著狀態，吳佩孚隻好催促馮玉祥部盡快開赴前線，於是命令參謀長張方嚴致電馮玉祥部急赴前線。張方嚴在撰寫電文之際，為了加強語氣突顯戰事之緊要，故而在電文的末尾加了一句“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馮玉祥在懷柔駐足不前，其實就是為了坐觀成敗：若是吳佩孚親抵前線擊敗奉軍，他則開赴前線；如果直係陷於被動，他則回師北京發動事變響應奉係。哪知道吳佩孚抵達前線以後，張福來鏖戰九門口，戰事果然變得撲朔迷離。正在馮玉祥難下判斷之際，收到了張方嚴發來的電報，看到“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一句時，馮玉祥終於斷定此時直軍在前線作戰並不順利，失敗的可能性增大，於是毅然決定“倒戈”，隨即致電北京警備司令孫嶽，請他將原本駐防大名的部隊調往南苑。
19日傍晚，馮玉祥率部退出前線，以後隊為前隊、前隊為後隊，扔掉帳篷、炊具等物資，日行200多裏回師北京。22日晚12時，馮玉祥部的先頭部隊鹿鍾麟旅便已抵達北京城下，城內的孫嶽隨即命令守城士兵打開城門，鹿鍾麟部不費一槍一彈便進入北京城內。等到23日早晨，馮玉祥部已經全部開進北京，控製了北京城內各交通要道，袖馬上戴著寫有“不擾民，真愛民，誓死報國”的白布袖章。從睡夢中醒過來的曹錕才發現，總統府已經被重兵圍困，馮玉祥身著戎裝走到曹錕麵前，請他移駕他處。而此時身在前線的吳佩孚尚不知道後方已經發生重大變故，尚不知道他多年的苦心經營就要毀於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