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4年10月24日早晨，吳佩孚一如往常地率領幕僚和下屬趕往九門口督戰。此時直軍士氣正盛，而奉軍的攻勢則受到了阻遏，直奉戰爭的轉機似乎就在眼前。但就在中午時分，吳佩孚的日本顧問岡野增次郎忽然接到多封發自北京和天津的最緊急電報，其中的內容幾乎相同，述及的內容都是討逆軍第三路軍司令馮玉祥已經退出戰場，隨即進入北京發動政變，而曹錕業已被其軟禁，如今北京情況不明。電報中詳細列出了參與事變的直係軍人，包括馮玉祥、王承斌、王懷慶、胡景翼、孫嶽等，無一不是直係中的重量級人物，於是急忙將電報交給總部政務處處長白堅武。但因為當時直奉兩係的捷電滿天飛，真假難辨，白堅武認為如此之多的直係將領叛變不大可能。
說到軍閥身邊的日本顧問，其實也是民初的一大風景。撇去業已垮台的皖係不說，單是直係和奉係兩派軍閥的部隊裏，就充斥著大量的日本顧問，在作戰的時候，這些顧問之間互有聯係，這樣日方就可以掌握各地軍閥的動態。但是像吳佩孚和張作霖這樣的軍閥，民族意識極強，對日本人非常排斥。
等到吳佩孚從前線回來，白堅武和岡野增次郎就把發自北京的電報交給吳佩孚過目。顯然，早就對直係將領失去信任的吳佩孚已預料到了這件事的發生。當初吳佩孚在四照堂不急於上前線，就是擔心已經離心離德的直係將領在後院放火，他剛一抵達前線，馮玉祥等人便回師北京，事情完全沒有逃出他的預料。隻是吳佩孚這個人，骨子裏是個實實在在的舊時代軍人作風，他與曹錕雖然麵上不和，但他在心裏卻始終敬重和服從曹錕。當初曹錕催促吳佩孚親臨前線，吳佩孚或許已經預料到自己一離開北京，就不能保證後方的安穩，但當時情勢所迫，一來再推托下去會引發曹錕的不滿和猜忌，二來前線戰事吃緊使他不得不動身。
但在此時，事情幾乎都是向著不利於吳佩孚的方向發展，先是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吉岡顯作發出聲明，表示不允許直軍再次使用秦皇島碼頭，秦皇島碼頭是直軍唯一可以撤退的水路樞紐，日方此時已經準備更換主顧了。同時，奉軍張宗昌所部日本人永騎兵少佐率領先頭部隊黑龍江騎兵大隊南下灤河流域，切斷了直軍的後路。吳佩孚壓下岡野增次郎交給他的電報，要求所有人不得將北京事變泄露出去，以免動搖軍心。25日，吳佩孚率領高級參謀人員赴九門口前線督戰，於午後召開緊急軍事會議，直軍所有高級將領均到會，吳佩孚在會上宣布了北京事變及總退卻的命令。
是日下午6時，3000名士兵先期運離，8時，總司令部列車駛離秦皇島。在吳佩孚攜總部撤退之前，他在前線布置了三道防禦線，秦皇島一線由張福來負責，昌黎一線由彭壽莘負責，灤州一線由靳雲鶚負責。總部專車於26日上午11時抵達天津，抵達天津之後，吳佩孚即著手積極布防，並希望以天津為據點，趁奉軍未南下之際攻入北京，擊退馮玉祥部，重新控製北京。但是讓吳佩孚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北方精心布置下的三條防線，很快就在奉軍的攻擊下土崩瓦解。
就在直軍總部南下的同時，奉軍對直軍展開了鋪天蓋地的心理戰，用大批飛機在直軍陣地投放傳單。傳單上除了寫明北京事變的消息，還將馮玉祥、王承斌、孫嶽、胡景翼的通電全文登出，末尾則是奉軍勸降的文字，宣稱直軍的歸途已斷、主帥已逃，除了投降已經別無生路。直軍一時人心惶惶，哪裏還有什麼戰意可言？26日，奉軍張宗昌率部突破直軍董政國所率的第九師、第二十師，攻入冷口。27日又攻入建昌營，和倒戈的直軍胡景翼部取得聯係，於灤州追擊董政國，並於當日占領灤州，切斷了山海關和天津之間的交通，迫使張福來部敗退。另外，投靠奉係的皖軍將領吳光新率部占據海陽，炮擊秦皇島。張學良又自長城的低矮處衝過直軍的防禦線，使得直軍陷入奉軍的圍困之中。
到30日，奉軍三路攻占秦皇島、山海關，窮途末路的2萬餘直軍繳械投降，而一部分直軍則乘坐輪船南下塘沽。31日，山海關到唐山一帶的直軍已經無法抵擋奉軍的全麵進攻。皖係將領吳光新一馬當先，率領所部騎兵自古冶攻入蘆台，全速殺向塘沽，與北京方麵的馮玉祥、胡景翼部相呼應，使直軍完全陷入奉軍的包圍之中。此時第二次直奉戰爭其實已經接近尾聲，直係當國的時期如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