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次直奉戰爭更像是新舊戰爭模式之間的一次交接，雖然奉係所采用的新式戰爭手法也隻是半吊子水準，但足夠打退故步自封的直係。吳佩孚確實是個將才，雖然湖南作戰時大多是因為南軍退卻撿了便宜，但他在戰略上確實有名將的風範。但吳佩孚的作戰手法，秉承了自馮國璋以來的一貫風格，雖然用的是新式武器，使用的卻是古代的打仗手法，所以新式武器並沒有發揮多少功效。奉係方麵論單兵作戰能力，自是沒有辦法和直軍相比，但是奉軍卻充分使用了手裏的新式武器，尤其是對空軍和迫擊炮的使用，對直軍的殺傷力極大。
其次，也是最為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直軍將領的離心離德。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前，直軍素來是以忠誠可靠聞名，“長江三督”之於馮國璋、吳佩孚之於曹錕，不管老上級是不是還有實權，起碼的尊重是有的。但是這種現象，隻是在直係處於皖係、奉係羽翼下的情況，隨著皖係、奉係兵敗，吳佩孚逐漸成長為新的直係巨頭，這種平衡也被打破。更為重要的是，在沒有完成“武力統一”之前，吳佩孚先後對直係的王占元、陳光遠、馮玉祥下手，將他們的地盤納為己有，導致直係軍閥人人自危，才會形成“反吳聯盟”，從而集體倒向奉係和皖係。由此可以看出吳佩孚的政治頭腦之簡單。
直軍敗退的時候，京津方麵的很多軍政界元老紛紛奔走呼籲和平。前國務總理張紹曾在此時最為活躍，因為他既是吳佩孚的兒女親家，又對馮玉祥舊有恩惠，所以他在兩邊算是都可以說上話，但他奔走多日，事情卻毫無進展。1924年10月31日，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和直隸道尹吳履觀走訪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吉田茂則主張讓吳佩孚請段祺瑞出來，“以實力支持，解救目前局勢”。
吳佩孚與皖係之間恩怨篤深，而且他素來不擅長使用手腕，要他效仿那些老政客去低三下四地請段祺瑞，是根本不可能的。民國期間最以“潔身自好”自命的三個人，莫過於段祺瑞、吳佩孚和馮玉祥，可偏偏這三個人卻水火不相容。到11月2日，吳佩孚在天津也很難立足了。此時胡景翼的先頭部隊已經攻入楊村，直軍不戰而退，灤州方麵的直軍在撤退中潰散。另一方麵，奉軍張宗昌部則攻入唐山，直軍在天津外圍的陣地旋即淪陷。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隨即密電吳佩孚的日本顧問岡野增次郎，要他帶吳佩孚進入日本租界，以此保全吳佩孚的性命。
楊村被攻破之後，馮玉祥部由北倉逼近天津。於是，吳佩孚的幕僚就趁他打瞌睡的時候，把火車開回老站。火車行進驚醒了吳佩孚，吳氏痛斥其幕僚，並表示自己決不入租界。前麵就已經提到過，吳佩孚對自己要求很嚴格，這一點和他的宿敵段祺瑞極像。但段氏在安福係垮台時亦不得已逃入租界，便頗為吳佩孚所不齒。是故吳氏斷然拒絕逃入租界，聲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此時馮玉祥部已經逼近軍糧城，吳佩孚想要自陸路找到生機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吳佩孚身邊的海軍部軍需司司長劉永謙遂在此時勸吳氏“乘桴浮海”，原來渤海艦隊司令溫樹德早與奉係有私下來往，故而在緊要關頭調走了艦隊，劉永謙則和華甲運輸艦艦長關係篤深，乃密留華甲運輸艦以備緊要關頭之用。
吳佩孚此時已經是走投無路，隻好“收拾殘兵，浮海南下”。此時胡景翼部的先頭部隊已經逼近天津，吳佩孚及其幕僚乃收拾殘兵於晚11時乘坐專車駛出天津站，開赴塘沽，於3日淩晨5時抵達。華甲運輸艦有5000餘噸，原本是德國軍艦，因為體積過大無法靠岸，吳佩孚等人於是搭乘小船由大沽港登艦。待吳佩孚等人登上華甲運輸艦之後，又有大量殘兵登艦，於是，吳佩孚等人就轉至艦尾餐廳內。
待歇息下來，吳佩孚審視左右，隻剩餘文武幕僚20餘人。此時眾人便聚在餐廳裏商討今後的去向，吳佩孚的首要幕僚張其鍠草擬了五條意見：一、取消“武力統一”政策。二、改變禦下態度，寬容政客要人。三、放棄洛陽，另擇新根據地。四、起用新的人才。五、籌款。張其鍠是廣西桂林人，字子武，中年自號“無竟居士”，據說此人博古通今，尤擅長奇門遁甲之術，幼年家貧苦讀，光緒三十年中進士，由縣長轉任湖南巡防隊統領，與湖南軍閥譚延闓交好，吳佩孚南征時與之相識，引為至交。後成為吳佩孚的首席幕僚，吳佩孚對張其鍠尤為尊敬，以“省長”尊稱而從不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