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馮玉祥北京事變、吳佩孚浮海南下的時候，北方的直係軍閥分崩離析，而南方的直係軍閥孫傳芳則正迎來其事業的上升期。孫傳芳出現的時間很晚，當馮國璋業已仙逝、曹錕連挫皖奉之際，他才從王占元的羽翼下飛出來。但孫傳芳剛一出道，就搶了其餘直係軍閥的風光，當直係軍閥江河日下之際，他卻在南方縱橫捭闔。在山海關殺得直係丟盔卸甲的奉軍，也在他這裏栽了跟頭。孫傳芳無疑是直係軍閥中政治頭腦最靈活的一個，打仗有多少本事暫且不論，他確實是夾縫中求生存的高手。
（一）
1924年11月5日，當奉軍張宗昌部和吳光新部攻入天津時，吳佩孚早已經乘船南下。就是在同一天，北京城裏又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馮玉祥逼迫清朝退位的皇帝溥儀離開紫禁城。雖然之前的北京城裏鬧哄哄，但是與當時當日完全不同。因為以前把持北京政權的幾乎都是北洋係的軍閥，這些軍閥雖然支持共和，但骨子裏依然有皇權思想，於是哪怕軍隊欠餉發不下去，到處搞嘩變，還是照樣會滿足溥儀的吃喝拉撒。馮玉祥雖然也是北洋係出身，但他和其他的北洋係軍閥不同，辛亥年的時候他策動過灤州起義，倒戈時他倒向的也不是奉係或是皖係，而是南方的國民黨。在發動北京事變之後，馮玉祥的部隊改編為國民軍，也就是國民黨的軍隊。
在馮玉祥身邊，最重要的兩位將領是胡景翼和孫嶽，這兩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早年都曾參加過同盟會，所以，馮玉祥掌握北京，才是自辛亥革命以來真正意義上由革命黨的部隊掌握北京局勢。在馮玉祥的部隊裏，充斥著大量幫會成員和參加過同盟會、國民黨的將領，這些人早年都曾從事過反對帝製、擁護共和的運動，其中胡景翼更是在護法運動時組織靖國軍擁護廣州革命政府，所以他們的心裏並沒有什麼皇權思想。
但馮玉祥既然要出這“一口鬱氣”（引自《我的生活》），把“首都革命”進行到底，就萬不能放過清室。馮玉祥所部的鹿鍾麟先是派出部隊封鎖住皇宮的大小門戶，隨後與警察總監張璧率領20名全副武裝的手槍隊隊員衝入皇宮。鹿鍾麟等人衝入皇宮後，很快找到了一直住在宮內的內務大臣紹英，告訴他景山上已經布置下火炮，要求“宣統廢帝”溥儀必須在20分鍾內搬出紫禁城。溥儀慌不擇路，急忙打電話給父親載灃、老師陳寶琛、朱益藩和莊士敦，莊士敦在宮門被阻，隻有載灃、陳寶琛、朱益藩來參加“禦前會議”。
會議最後決定由陳寶琛出宮找莊士敦，請他去外國公使團尋求幫助。但陳寶琛才踏出宮門，限期便已經到了，鹿鍾麟的士兵在外麵叫嚷，溥儀夫婦和紹英等被迫收拾細軟乘坐鹿鍾麟備下的汽車駛往德勝門什刹海北河沿的醇親王府。另一廂，莊士敦前往荷蘭公使館，向外交團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科尋求幫助，歐登科聯合英國公使瑪克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到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但也隻是裝裝樣子，並沒起到什麼實際作用。8日，北京國務院通電全國，“誠以北京為政治策源之地，而宮禁又適居都會中心，今名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區，不能樹立國旗，依然仍用帝號，中外觀國之流，靡不引為笑柄”。
在紫禁城裏住了16年的溥儀回到了王府中，多少還算有個落腳之處，而此時的吳佩孚，卻真正體會到了無落腳之處的苦悶與痛苦。吳佩孚等人離開天津之後，本欲前往青島，但船在青島停靠時，溫樹德隻是派人送了些食物，壓根兒沒有歡迎吳氏上岸的意思。吳佩孚等人隻好繼續南下，過南京的時候，齊燮元登艦與吳佩孚聊了兩句，南通名士張謇則派人送來了一封慰問信，在信的末尾還賦詩一首贈予吳佩孚：“壯語招時忌，斯人實可嗟。一舟成敵國，四海欲無家。治易劉中壘，能軍李左車。盈謙有消息，尺蠖即龍蛇。”據說吳佩孚讀完這首詩，難忍熱淚，並且長歎一聲“季老真窮途知己”。
17日，吳佩孚抵達漢口，此時段祺瑞已經再度出山臨時執政，張作霖和馮玉祥攜手把控北京政府，同時，齊燮元等已宣布對北京獨立。於是，吳佩孚就發表通電組織護憲軍政府，將直係軍閥齊燮元、孫傳芳、蕭耀南、劉鎮華、吳佩孚、杜錫珪、馬聯甲、蔡成勳、周蔭人、薩鎮冰、張福來、李濟臣、劉存厚、劉湘、楊森、鄧錫侯、袁祖銘、黃敏成、金漢鼎、林虎、洪兆麟21人列名其上。哪知道這些軍閥雖然宣布獨立，卻並不想投身什麼軍政府，於是紛紛通電否認。孫傳芳原本和周蔭人一起控製福建，但周蔭人一直排擠他。第二次直奉戰爭開始前浙蘇戰發，孫傳芳便借機離開福建，占據之前由盧永祥掌握的浙江，自齊燮元眼皮底下撿了個大便宜。直奉交戰前後，孫傳芳觀望不前，甚至和皖係、奉係私下往來，所以吳佩孚的通電剛一發出，他就通電否認，使得北京政府對他頗有好感。而這樣一來，吳佩孚本意是去湖北投靠他的老部下蕭耀南，蕭耀南卻不歡迎吳佩孚繼續留在武漢，吳佩孚隻好乘坐京漢火車經鄭州折返洛陽，而這恰是張其鍠所列五條意見中的第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