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吳佩孚去電不久，張之江就複電，並派門致中為代表麵謁吳氏，吳佩孚乃命秘書電複張之江，“除執事與瑞伯（即鹿鍾麟）下野交出部隊外，別無善策。蓋執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決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於群帥。一俟群疑盡釋，自當借重長才”。張之江將電文轉給鹿鍾麟，鹿鍾麟便知道自己完全陷入絕境，皖係、直係和奉係均已得罪，他的冒險計劃亦得不到張之江、李鳴鍾、宋哲元等西北軍巨頭的支持，他隻好派人到天津請張紹曾入京，但張紹曾卻置之不理。
此時北京政府的多數議員都已經逃進了東交民巷，隻有外交總長胡惟德、財政總長賀德霖、司法總長盧信、教育總長胡仁源沒有逃跑，胡惟德遂麵謁王士珍，請他出來維持政府，但王士珍婉言謝絕。另外，賀德霖又去征求鹿鍾麟的意見，隨後在胡惟德寓所內開會商議，有人主張維持現狀，有人則主張辭職，但是現狀既無法維持，辭職的話又不知道辭呈該遞給誰，會議即無果而終。翌日，胡惟德、賀德霖、盧信和胡仁源又邀請內務次長、陸軍次長、海軍次長、交通次長和農商次長開會，最後才商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之前，暫時先維持現狀。
就在吳佩孚措辭強硬的電文發來不久，又有消息傳出，段祺瑞密令駐防通州的國民軍第九師唐之道放棄通州撤返北京，唐之道原本是段祺瑞妻弟吳光新的部隊，與皖係素來淵源頗深，唐之道突然返京，鹿鍾麟隨即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這個時候，鹿鍾麟就算再舍不得北京城的紅牆碧瓦、舞榭歌台，他也隻能率部離開北京了。1926年4月15日晚，北京銀行公會勉強湊齊鹿鍾麟所需的200萬元軍費，鹿鍾麟隨即率領所部退出北京城。
鹿鍾麟退出北京以後，張作霖即致電張宗昌、李景林、張學良和褚玉璞，“對於古代建築、清宮故址及曆代重寶，均須妥為保護，用示優崇，務使市廛不驚，秋毫無犯，以維軍紀而慰人心。易勝企盼”，並嚴令各路奉軍“均不入城，以免民心惶恐”。但鹿鍾麟剛一退出北京，唐之道便率軍控製了北京，段祺瑞自東交民巷返回吉兆胡同，而剛剛才當了幾天名譽總統的曹錕，則匆忙躲進了東交民巷格蘭頓旅館。於是，奉軍亦隻好開進北京，直魯聯軍師長王翰鳴率騎兵先行入京並麵謁治安會，聲明唐之道軍既然已經入京，奉軍亦隻能隨後開入。隨後徐源泉亦率騎兵由永定門入京，張貼布告，同時，褚玉璞部也抵達永定門外。
段祺瑞複職之後，自知吳佩孚萬萬不會放過他，準備聯合奉係打壓吳佩孚。於是派心腹曾毓雋和吳光新到天津去會晤奉係的諸位巨頭，結果，奉軍對曾毓雋和吳光新的態度都非常冷淡。17日，段祺瑞又分別致電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孫傳芳，探問各人的口風，張作霖於19日率先複電，表示“霖本軍人，早經宣言不問政局”，而吳佩孚則不肯放過段祺瑞，他致電唐之道、王懷慶等，“該安福黨禍國至此，尚敢橫行都下，望從速將安福黨人拘捕，並監視段氏，以便依法控其賣國諸罪”。段祺瑞知道直奉均已容不得他，便在當晚率領幕僚親信由北京趕赴天津，從此不再過問政壇之事。
其實，張作霖並不是很反感段祺瑞，當初直奉第二次戰爭，就是段祺瑞、張作霖和孫中山聯手反直，段祺瑞臨時執政也是張作霖力主抬出來的。但是自郭鬆齡兵變，張作霖元氣大傷，他本來擔心吳佩孚借機和鹿鍾麟合作來反奉，結果吳佩孚拒絕了鹿鍾麟，從而使張作霖不至於陷入絕境，他在獲悉吳佩孚拒絕鹿鍾麟後曾致電吳氏，“鹿等施其挑撥伎倆，我輩一切舉動無不光明磊落”。所以張作霖在此時就不得不遷就吳佩孚，對吳佩孚驅逐段祺瑞的事情不聞不問。
但吳佩孚拒絕了鹿鍾麟，西北軍隻能自謀出路了。彼時京畿已經無法固守，西北軍各將領隻好紛紛退出北京，重新調整部署：張之江在張家口統籌全局，鹿鍾麟在懷來指揮南口的保衛戰，宋哲元、孫連仲在多倫以抵擋奉軍吳俊升、湯玉麟的騎兵，徐永昌、韓複榘、石友三則在平地泉、豐鎮一帶防山西閻錫山襲擾國民軍後路。除了阻擊直奉聯軍，西北軍還積極鞏固後方並且南下聯絡國民黨，於是，劉鬱芬率孫良誠部和張維金部進入甘肅，李鳴鍾和劉驥繞道赴廣東聯絡國民黨。其中，南口是京北重鎮，亦是西北軍重點防禦之地，早在3月間，在劉汝明部第三十旅旅長王書箴的建議下，劉汝明率15000餘人已經開赴南口加固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