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民初的一番經曆，使得北洋係素來不太看重南方的革命力量，而此時馮玉祥部又撤出北京城，直奉聯手取得重大勝利。但是在掌握京畿的事情上，雙方卻陷入矛盾。不過，此時執掌直係和奉係的兩位大佬，不再是以前的情勢，所謂“吃一塹長一智”，在結束所有軍事行動之前，雙方的來往都頗為客氣。張作霖同意直係衛戍京畿，吳佩孚就同意奉係節製各軍；張作霖同意顏惠慶組閣，吳佩孚就同意另選總理攝政。張作霖和吳佩孚可以說是步步小心、處處謹慎，也正是如此，再也難以見到當年直係和奉係縱橫捭闔的風範，舊軍閥時代走向了暮年。
（一）
孫傳芳對北京的表態是非常重要的，當時除張作霖和吳佩孚之外，南北方各有一股新生力量，南方是孫傳芳，北方是閻錫山。閻錫山是一個“土財主”，自袁世凱時期開始，就蝸居在山西，以出身而言，和北洋嫡係相距甚遠，算是北洋係統的邊緣派。孫傳芳則是地地道道的北洋係出身，跟隨直係軍閥王占元多年，所以算是直係軍閥中的新興力量。孫傳芳傾向於吳佩孚，希望直係方麵的力量迅速強大，張作霖自然不想在南方國民黨北伐、北方馮玉祥部未滅的前提下與直係撕破臉，於是派長子張學良在1926年5月3日由奉天赴北京，疏通直奉的緊張關係。
4日，王士珍、趙爾巽等宴請奉係的張宗昌、張學良和直係的齊燮元並交換政見，最終決定：一、北京政府不能無人主政，遂暫時讚同由顏惠慶組閣。二、顏惠慶複職之後就要召開會議，選出新總理代替顏惠慶攝政。三、至於憲法和國會問題，需要等到所有軍事行動結束之後再進行公開討論。三項事宜商定之後，即致電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等征求意見。6日，張作霖致電吳佩孚，語氣和緩，使直奉之間的矛盾出現轉機，“此事悉請我兄，放手進行，但於國家民生有益，弟毫無成見”，吳佩孚隨即複電張作霖，表示“現中樞久懸，浮言百出，危險殊深，既承囑放手進行，即當勉副尊意，轉達駿人，請其即日攝政，以期法軌恢複，國本克定”。
有了張作霖的複電，吳佩孚就踏實多了，於8日致電在京的齊燮元，讓他盡快催促顏惠慶組閣。得到吳佩孚的電報之後，齊燮元即約顏惠慶、顧維鈞、王懷慶、潘複等與張宗昌、張學良會晤，商定推舉顏惠慶組閣。同日，葉開鑫進入長沙，並委任王隆中為湖南招撫使以收編唐生智的部隊。湘軍隨後推舉趙恒惕為總司令，何耀祖為總指揮，在趙恒惕未回歸湖南之前暫由葉開鑫代理，何耀祖遂以護湘軍的名義致電趙恒惕，表示唐生智造成湖南內亂，唯有趙恒惕回到湖南主持，否則很難平定叛亂。
9日，顏惠慶決定閣員名單，內務總長鄭謙、財政總長顧維鈞、陸軍總長張景惠、農商總長楊文愷、海軍總長杜錫珪、司法總長張國淦、交通總長張誌潭，外交總長施肇基，在施肇基未到職前則由顏惠慶自兼。至於北京城裏的幾項“肥差”，顏惠慶也是極力做到平衡直奉雙方的利益，煙酒署交由直係的張英華督辦，稅務署和鹽務署則委任奉係的人。11日，王懷慶將總統印信交給顏惠慶，顏氏遂於13日下午3時在北京懷仁堂宣布依法攝政。但是在顏惠慶攝政之後，卻有很多煩心事，譬如內閣名單雖然出爐，但卻並沒有幾個閣員前來報到。
為了平衡直奉之間，尤其是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這幾個巨頭之間的關係，顏惠慶在選擇內閣閣員時煞費苦心。但是在閣員選出之後，直奉兩係對顏惠慶內閣的態度不一，尤其是奉係的張作霖態度極為冷淡，是故傾向奉係的幾位閣員都不敢太過積極。在顏惠慶宣布攝政之後，吳佩孚於16日發來賀電，“攝政內閣成立，宏濟艱難，仰佩無已。當躬率將士，恪守成規，用弼盛治，以利邦家”。孫傳芳隨後亦發來賀電，“當外內交迫之會，正賢達肆應之時，凡事主持公道，公開作去，前途荊棘當可又安”，而張作霖方麵卻依舊保持觀望態度。
18日，吳佩孚致電張作霖，請張作霖盡快讓奉係方麵的張景惠就任陸軍總長、鄭謙就任內務總長。表麵上看，吳佩孚是電請張作霖促其二人盡快入京任職，其實就是跟張作霖說，老哥，你有啥不滿意的，盡管說吧！張作霖也知道這些事情一句話兩句話說不清楚，因此複電吳佩孚，“曆次政變，均係政客從中播弄，傀儡武人。東電即係揭破鬼蜮伎倆，素仰質直，如湘事略定，即請北上，見麵一談，諸事無不可以解決也”，北洋係軍閥素來鉤心鬥角、爾虞我詐，但張作霖發給吳佩孚的這封電報，卻說得極為坦誠。
此時湖南戰事漸趨平穩，葉開鑫業已控製長沙，既然張作霖坦率邀約，吳佩孚亦覺得有必要入京一行。於是，吳佩孚電請直係將領王懷慶在北京為其準備行轅，而行轅則選擇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吳佩孚的“傷心地”四照堂。吳佩孚即準備北上，張作霖也準備同時入京，他電命親信王琦為其準備行轅，張作霖將自己的行轅設於順承王府。直奉兩係的兩大巨頭既然決定入京，部分閣員也即就任，顧維鈞、楊文愷、杜錫珪、張誌潭均表示可以就職，其中，杜錫珪、楊文愷、張誌潭致電顏氏表示在22日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