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6年6月20日下午，顏惠慶攝政內閣召開第一次內閣會議，當然，也是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內務總長鄭謙、陸軍總長張景惠、財務總長顧維鈞、農商總長楊文愷、海軍總長杜錫珪、法務總長張國淦、交通總長張誌潭均到會，推舉杜錫珪代理國務總理，顏惠慶則不再任外交總長而將職務交由顧維鈞。杜錫珪代理國務總理後，以田應璜為內務總長、任可澄為教育總長，並正式通告於23日就任代理閣揆。23日，杜錫珪就任當天，北京國務院即發出通電，“政樞中斷，內政外交動呈險象，京師根本重地，同人等經各方敦促，不得不勉為事實上之維持”。至此，內閣之事算是保住了吳佩孚的顏麵，又尊重了張作霖的意見，雙方便準備入京會晤。因此，杜錫珪的代理內閣剛一就任，便分別電請張作霖和吳佩孚入京。
26日，張作霖由天津乘專車北上，於當晚5時先行抵京，隨即下榻順承郡王府。27日，吳佩孚離開保定，於當晚抵達長辛店。吳佩孚的速度比張作霖要慢，因為他不但要思量北京的巨頭會晤，還要為湖南的事情分心。趙恒惕雖然回到湖南，但並沒有做出明確表示是否會出山處理湖南的事務，就在吳佩孚抵達長辛店的當晚，湘軍將領林虎等30餘人設宴為趙恒惕接風，席間一再督促趙恒惕出山，而趙恒惕則堅持認為湖南連年遭遇戰禍，唯有雙方講和之後他才願意出山。
吳佩孚無心南歸，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方的北伐軍並沒有受到北方軍閥的足夠重視。自袁世凱時代開始，在北洋軍閥的眼中，孫中山和革命黨就是以“理想主義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們渴望改造這個世界，但往往不得要領，所以一再被軍閥利用。即便是段祺瑞執政時孫中山北上，雖然各界人士紛紛表示歡迎，北洋軍閥也對孫氏心悅誠服，但說到底，他們認為孫中山搞革命固然有一套，但說到搞政治和軍事就是“紙糊的老虎”，不管是國民黨史上的十次反清起義，還是辛亥年的武昌起義，都沒有真正威脅到北洋軍閥。因此當唐生智投靠國民革命軍的消息傳來，並沒有讓吳佩孚感到驚慌，當時直係的後方在北麵，有源源不斷的生力軍做準備，所以他有恃無恐。
28日早晨，吳佩孚終於抵達北京，下榻王懷慶的私邸，張作霖聞訊之後，便親自驅車拜訪，吳佩孚則到大門口迎接，直奉兩位巨頭表麵上關係融洽、親密無間。在張作霖離開之後，吳佩孚先是拜訪趙爾巽和王士珍，隨後又到順承王府答拜張作霖。中午，代理國務總理杜錫珪和顧維鈞、張國淦、任可澄、楊文愷、張誌潭等五位閣員在懷仁堂設宴款待吳佩孚和張作霖及二人的隨行人員，並特地邀請趙爾巽、王士珍、孫寶琦作陪。張作霖與吳佩孚的這次兩巨頭碰麵，事前籌備了一個多月，雙方的親信幕僚往來奔走，曆盡波折才促成了直奉兩大巨頭在北京的會晤，但等到二人真正在北京碰麵，商討的時間也不過30分鍾。此次直奉巨頭會晤，既沒有形式，也沒有走什麼程序，僅僅是在杜錫珪等人所設宴席開始前在懷仁堂的後客廳密談了30分鍾，隨即就宣告結束，之後也沒有任何公告發布。
其實直奉之間的最大矛盾，就是憲法問題，如果這個問題避而不談，確實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剩下驅逐馮玉祥部的問題，關乎張作霖和吳佩孚的利益，這件事幾乎不用談，是故巨頭會議上也就沒有什麼值得商洽的要緊事。吳佩孚在宴會結束之後，即偕同田維勤及全體隨員出京回長辛店，指揮進攻南口的軍事行動，張作霖親率北京及奉係的主要人物前往車站送行。吳佩孚到底再沒有回到四照堂重遊故地，而張作霖在吳佩孚離京之後，亦於29日回到天津，看來，北京對直奉兩係的巨頭而言，都不是什麼願意久留的地方。
北京會晤一結束，吳佩孚、張作霖、閻錫山發表宣言合力討馮，並下總攻擊令。南口成為直奉聯軍與馮玉祥部京畿決戰的地方，吳佩孚將進攻南口的任務交由田維勤，並許之以察哈爾都統一職。田維勤雖隸屬於靳雲鶚，卻完全沒有靳雲鶚那兩把刷子，所部的將士也不聽命於他。部隊才開到南口，所部陳鼎甲旅和吳世孑旅的賈馬二團便發生嘩變，結果被西北軍打得連連後退。手忙腳亂的田維勤隻好發假捷電給吳佩孚，氣得吳佩孚暴跳如雷。偏在此時，湖南方麵戰事不利，告急電報一封接著一封發來，連曹錕也派人來勸吳佩孚先南下部署湘鄂防務，但吳佩孚表示不攻克南口絕不回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