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伐軍與孫傳芳一戰南昌兵敗撤退，加上兩湖戰場劉玉春固守一隅，主要戰事已經告一段落，北伐軍遂認為此時最要緊的當數南昌的局勢。孫傳芳的援贛大軍集結於九江，似有向西經由湖北境內向北伐軍側背麵襲擾的企圖，北伐軍隻好抽調第七軍李宗仁部集結於大冶、陽新，準備進攻九江。這樣一來，本來兵力就不多的北伐軍更為分散，而孫傳芳部則占據人數上的優勢。
為了護衛南昌，孫傳芳不斷從江蘇、浙江、江西三個省大量調集援軍，編成了五個方麵軍和一個總預備隊：以鄧如琢部編成第一方麵軍，下轄唐福山、張鳳岐、蔣鎮臣、謝文炳、楊如軒、楊池生、陳修爵、劉寶題等部，擔任樟樹以南至吉安地區之作戰；以鄭俊彥為基幹編成第二方麵軍，下轄李彥青、彭德銓、李良臣、楊賡和、梁鴻恩等部擔任南潯線南段樂化、南昌地區之作戰；以盧香亭所部為基幹編成第三方麵軍，下轄謝鴻勳、楊震東、劉士林、崔錦溎、李俊義等部，擔任南潯線中段德安、塗家埠、武寧地區之作戰；以周蔭人所部編成第四方麵軍，在閩粵邊境及贛南方麵與北伐軍對峙；以陳調元所部編成第五方麵軍，下轄王普、劉鳳圖、畢化東等部，在贛北瑞昌及鄂東武穴、富池口、石炭窯一帶活動；以周鳳岐部為總預備隊下轄斯烈、陳光組兩旅，駐守九江、湖口地區策應。
最為有趣的是，孫傳芳看起來從容調度，將各部任務分派得非常有序，他自己卻把指揮部設在了九江口外的江新輪上。這一招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隻是交通工具從火車變成了輪船，至於意圖卻是換湯不換藥，都是為了“進可攻，退可守”，當然，用“守”還不如直接用“溜之大吉”來得明白。這個戰術的始作俑者是天津武備學堂的總辦蔭昌，他正是靠著這招在戰火紛飛的清末民初到處溜達，無論輸得多慘都能夠全身而退。後來很多北洋係的將領都學會了這一招，總會把指揮部設在火車上，戰事一旦稍有不利就可以乘車開溜，即便是一身傲骨的吳佩孚，後來也開始用起了這一招。
孫傳芳把指揮部設在輪船上，雖然明麵上指揮若定，但心裏卻留足了開溜的後路。將領尚且如此，又怎麼能指望自己手下的官兵舍生忘死地去拚命呢？這也算是北洋係的一個“光榮傳統”，在尚未得勢之際，北洋係的將領們大多都如古代的名將一樣，希望將指揮部設在前沿陣地，以起到“身先士卒”的作用。但是，等到他們大權在握，便開始貪生怕死，甚至比之前他們譏笑過的貪生怕死之輩更甚。其中的原因很難用一句話兩句話說明白，因為從骨子裏來看，這些北洋係將領也並不盡是貪生怕死的，比如吳佩孚，算得上是一條錚錚鐵漢，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大抵還是舊式的士大夫思想在作祟。
《諸葛亮兵法》中說：“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就是說將領能身先士卒，士兵才能勇往直前，劉玉春將生死置之度外，親率部眾守衛武昌，所以上下齊心，而孫傳芳自己尚且貪生怕死，其所部直軍官兵自然也就不會全力出戰。24日，北伐軍熊式輝率領的第十四軍先攻克泰和，隨後二次攻取吉安。26日，李宗仁則率領夏威、胡宗鐸兩路部隊進攻瑞昌。27日，熊式輝部攻占吉水，其他各軍協同前進。29日，北伐軍魯滌平部進駐峽江，而李宗仁部則進攻德安，遂截斷南潯線，並於30日攻克箬溪。
10月2日，氣勢如虹的北伐軍再下新淦城，並與孫傳芳部直軍主力在南昌方麵的萬壽宮地區展開激戰。3日，北伐軍攻克德安，對南昌形成包圍之勢。孫傳芳急忙下令縮短防線，各軍退守南昌，並以重兵扼守牛行車站，加固工事。自6日起，北伐軍與孫傳芳部在南昌展開拉鋸戰，孫傳芳部挾人勢之盛，對北伐軍大舉反攻，隨後收複德安、永修，北伐軍二戰南昌失利。
北伐軍在江西一時難有進展，而在湖北，武昌城內的劉玉春依然在負隅頑抗，雙方多次攻守交戰，北伐軍卻始終無法攻入武昌。其時武昌城內，劉玉春指揮的守城部隊隻有萬餘人，而其中真正能夠賣力的隻有他直屬的第八師，官兵也隻有2000餘人，剩下的雜牌軍大多都已經投降北伐軍，留在武昌城內的也都派不上什麼用場。但劉玉春治軍嚴格，立誌要與武昌城共存亡，所部官兵追隨他誓死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