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伐軍將武昌城團團圍住，卻並沒有再動用重炮對武昌城進行轟炸，主要是考慮到城內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因此，北伐軍派人進入城中與劉玉春多次商討，而劉玉春為了緩和北伐軍的攻勢，表麵上願意坐下來與北伐軍代表商談，私下卻和吳佩孚、孫傳芳暗通消息，希望他們能派兵增援，如若援兵不能趕到，劉玉春便決定以身殉職。彼時的武昌城內尚有十餘萬居民，北伐軍與城內的雜牌軍互通消息，並且贈送物資給他們，雜牌軍本身便是臨時拚湊的，誰給他們好處便投向誰。雜牌軍的人數比劉玉春的部隊多，隻是戰鬥力太差，雖然嘩變，卻始終不能取得優勢。但劉玉春部的火力亦被壓製，雜牌軍隨即打開武昌城門，放北伐軍主力入城。
武昌城被攻破的時候，劉玉春正在蛇山上指揮所部死守，但北伐軍蜂擁而至，雜牌軍倒戈，所部的防線很快被突破。民初的很多將領，雖然動輒就要“一死相報”，但真正死在戰場上的沒有幾個，大部分都是發現風向不對就立馬逃跑，這也是民初的戰爭打不了幾天的原因之一。但劉玉春確實是做足了赴死的準備，他在所部死的死、降的降之後，隨即準備自殺，他身邊的旅長眼疾手快，奪下他的槍，和剩餘的幾個親兵將他拖到文華書院，保住了他的性命。隨後，劉玉春被北伐軍所擒，押往第四軍司令部。
武昌城破的消息傳到江西，蔣介石特意致電第四軍司令部，以劉玉春之忠勇而特令優待。劉玉春與湖北督軍陳嘉謨囚禁在一起，囚室內煙酒齊備、臥具齊全，劉玉春的部下也都沒有上刑具。在武昌城破之後，新聞記者到囚室采訪劉玉春和陳嘉謨，陳嘉謨低頭不語，而劉玉春卻慷慨陳詞，表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自知戰敗，羞愧難當，玉帥對他有知遇之恩，他不能不報，所以明知不能守也要苦戰到底，如今雖可以報答玉帥之恩，卻對不起武昌城內的十萬百姓，於是做出以刀割肉的動作，“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謝罪，今既被俘，願受淩遲之刑來贖罪”。
劉玉春的話鏗然悲壯，不失燕趙之士的風範，來采訪的新聞記者幾乎忘了其是反革命的戰俘，所刊稿件都提及劉玉春的忠義之氣和國士之風讓人欽佩。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主任、兼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的鄧演達，也深為劉玉春的氣節折服，特意叮囑對劉玉春及所部戰俘予以優待。但此時如何處置劉玉春，卻成為一件大事，其中原因要從“北伐”說起，“北伐”的概念是南方國民革命軍提出的，而北洋軍閥則以“南征”作為回應。那時秉承“中立”立場的報紙，則多稱為南北戰爭，國民革命軍方麵宣揚的是“消滅舊軍閥”，而北洋軍閥方麵則宣揚“南軍仇殺北人”，將這場戰爭異化為“南方人打北方人”，極力誤導北方的普通民眾，將這場戰爭形容為地域之爭。
在武昌城破之後，如何對待劉玉春、陳嘉謨等北洋軍戰俘便因為對戰爭的不同眼光而顯出差異：對國民革命軍來說，劉玉春、陳嘉謨是“反革命”，而且為了“反革命”還險些搭上武昌城十餘萬人的生命，是非要除掉不可的；而在北方人看來，劉玉春和陳嘉謨都是北方人，他們是為了阻止南方人北上作戰才被俘，南方人殺掉了他們，正是因為“仇視北方人”。當時武漢當地的民間團體也強烈要求將陳嘉謨、劉玉春付諸“人民公審”，尤其是劉玉春其人，因其一意孤行負隅頑抗幾乎累及武昌城所有民眾，應當“速處極刑，沒收財產，移賑災黎，以平民憤”。社會各方爭執不下，國民政府也自感此事關係重大，所以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武昌城破，江西的孫傳芳終於意識到自己已經是孤立無援，遂準備返回南京，但因為南昌戰事日趨緊張，在部下的要求下孫傳芳才暫緩啟程，同時下令集結兵力死守南昌。孫傳芳總算意識到，這不是他所熟悉的北洋軍閥時代的戰爭，不是衝天上打幾槍，靠煙土和銀元就能夠解決的戰事。心生怯意的孫傳芳不知該如何是好，隻知一味死守下去。在南昌城內堅守的是孫傳芳部鄧如琢的部下張鳳岐、嶽思寅、唐福山等部的6000餘人，另有謝文炳部、陳修爵部在東鄉、廣信，蔣鎮臣部、楊如軒部、楊池生部在進賢，以與南昌守軍相呼應。因為孫傳芳部控製著南潯鐵路主要幹線，所以能夠做到機動靈活，而北伐軍在南昌的攻堅戰始終未能奏效，加上各軍又無法密切協商，所以決定暫時在魯滌平的指揮下先從南昌撤退。
（三）
在江西激戰的同時，孫傳芳治轄的浙江也在暗流湧動。浙江人對孫傳芳素無好感，北伐軍北上，浙江當地的士紳最高興，因為北伐軍的總司令是浙江奉化人，所以浙江人更樂於見到北伐軍盡早進入浙江。夏超是浙江省內的實力派人物，他早已經暗通國民革命軍，遂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令其所部保安團共八個營，集結於嘉興，由鬆江進攻上海，以切斷孫傳芳軍的歸路。同時，在浙江士紳褚輔成的斡旋下，駐守南京的浙軍第三師師長周鳳岐部，以及駐守常州的周鳳岐部同時開拔返浙，彼時孫傳芳留駐上海的隻有嫡係部隊三個團，淞滬局勢驟然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