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吳佩孚所鼓吹的“武力統一”和段祺瑞說的“武力統一”最大的不同，是段祺瑞是仰仗北洋軍閥來完成這個計劃（也可以說皖係），但吳佩孚是準備以一己之力來完成，他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版圖，就是為了能夠不斷占領其他軍閥的地盤，最終完成對中國的統一。其實，秉承“武力統一”思想的人，當時最重要的是徐樹錚（並非段祺瑞）、吳佩孚和孫中山，隻是吳佩孚和孫中山都較為傾向於靠自己的武裝來完成這項事業，隻可惜始終無法突破軍閥政治局限性的吳佩孚，其部下的將領也多是烏合之眾，而且在素養和戰鬥力上與北伐軍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加上北洋軍閥的爾虞我詐、貌合神離，大戰當前他們卻仍然在為自己的蠅頭小利斤斤計較。
在軍閥割據的亂世，靠憲法和和談解決問題根本就是理想主義的想法。孫中山先生最早就秉持著這種想法，結果除了被南方軍閥逗著玩，革命黨連一個地盤都沒有占據，後來幡然醒悟之後，建立黃埔軍校，培養國民革命軍，終於由接手國民政府的蔣介石完成了中國名義上的統一。徐樹錚、吳佩孚和孫中山三者相比較，是一個遞增的趨勢：徐樹錚首先想到的是跟外國借錢，有了錢就買槍炮、強化軍隊，然後聯合皖係軍閥幹掉其他的北洋係和東南係；吳佩孚比徐樹錚要先進一些，他想到的是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靠吳氏自己的兵馬南征北戰、統一河山；而孫中山先生則比前麵兩位要高明一些，他想到的是組建一支有共同信仰的部隊，然後北上擊敗北洋軍閥，完成統一。
這三種想法相對比，吳佩孚的想法可以說是舊式軍閥統一思想的最高境界。舊式軍閥因為其自身的特點局限，使他們的思想沒有辦法取得意識形態上的突破，所以到吳佩孚這個地步，其實已經是到了極致。孫傳芳無疑也受到了吳佩孚這種“武力統一”思想的影響，亦認為吳佩孚的這種思想是作為舊式軍閥最為可行的方案。所以孫傳芳占浙江，驅逐奉係奪取湖北、江西、安徽，然後又聯手周蔭人組成五省盟軍，也是在循著吳佩孚的路線前進，而且，為了完成這條路線，就必須不斷占領其他軍閥地盤的這一點，孫傳芳也和吳佩孚取得了一致。孫傳芳和吳佩孚的不同之處在於，孫傳芳並沒有受到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他的骨子裏沒有舊式文人的孤傲勁兒。
孫傳芳做到五省聯帥之後，依然保持著做第二師師長時的低調和內斂。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兵敗之後，在江湖上漂泊，到查家墩雖然風雲再起，但早已不複當年的威風，部下除了靳雲鶚，大多數都是外強中幹、沽名釣譽的人，連張作霖也不再視他為勁敵，而將槍口轉向馮玉祥。但盡管如此，孫傳芳依然對吳佩孚畢恭畢敬，吳大帥的旗子方在武漢立起來，孫傳芳就急忙致電恭賀，稱呼吳氏為“我帥”，甚至以五省聯帥之尊俯首稱臣，“傳芳不敏，願執鞭以隨其後”，與那個厲兵秣馬連挫奉軍的孫傳芳判若兩人。但是，這就是孫傳芳，能屈能伸，能退能進：既有吳佩孚的治兵之嚴，亦有曹錕的處世之圓。
當北伐軍長驅直入，東南戰敗，吳佩孚退回河南。雖然兵敗如山倒，卻不肯屈尊向張作霖求援。孫傳芳雖然也接連兵敗，但尚且握有東南三省，卻對張作霖俯首帖耳，完全一副跟班的架勢。對孫傳芳來說，誰當老大，誰當魁首，誰當炮灰，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就是要有地盤，要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翻看孫傳芳前半生的征戰史，從攜手周蔭人進入福建開始，他就一直努力掌握主動。孫傳芳知道在福建周蔭人容不下他，而他自己恰又羽翼未豐，於是主動離開福建進入浙江。換成是吳佩孚就不一定會這麼做，齊燮元正在和盧永祥交手，吳氏不會做乘人之危的事情。後來馮玉祥和張作霖交戰，郭鬆齡忽然倒戈，張作霖命懸一線，有人勸吳佩孚趁機北上坐收漁利，結果被吳佩孚否決了，他要靠自己的實力取得江山，不靠趁火打劫。
但是說到底，孫傳芳終究還是不如吳佩孚，他是吳氏的升級品，卻從未被冠以“最強者”的名聲。吳佩孚是典型的舊式軍人，一言一行都以舊式軍人的典範關羽、嶽飛為榜樣，以清廉和忠義自命，雖然其思想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但確實是有信仰的，有著明確的思想指引。孫傳芳論手腕要強於吳佩孚，但沒有清晰的指導思想，尤其是對軍隊的思想管理很鬆懈，所以孫傳芳部隻能打順風戰，一旦戰爭風向發生變化，很快就會崩潰，並且孫傳芳的部將中，也沒有如劉玉春那般的勇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