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合作總體說起來有三次：第一次是直皖戰爭時，直奉聯手對抗皖係，但當時主要是靠直係，打完了仗以後奉係卻逐漸占主動，最後導致了直奉交戰；第二次是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後，直奉聯手對抗馮玉祥，結果打跑了西北軍，逼走了馮玉祥，但隨著西北軍撤出北京，奉軍接替直軍激戰南口，這次合作也就悄悄地結束了；第三次合作就是孫傳芳與奉係的這次合作，但此時與其說是合作，不如說是賣身投靠，因為直係此時完全沒有什麼勢力，在奉係麵前也隻有服從命令的份兒。前兩次分別是曹錕、吳佩孚和張作霖結盟，這種盟友關係相對平衡，而孫傳芳與張作霖結盟，則完全是一種主從關係，實際也就標誌著直係已經衰敗。
（一）
張作霖、張宗昌和孫傳芳在天津密談之後，又電召楊宇霆自奉天入關。1926年11月22日，楊宇霆抵達天津，四人經過徹夜密談，決定對北伐軍采取守勢，首先鞏固長江以北的北洋係地盤，以奉軍與孫傳芳部聯手將天津、徐州和鄭州連成三角，各駐重兵、互為策應。當時北京城裏開始傳出消息，說直係的靳雲鶚和田維勤已經和北伐軍取得聯係，於是張作霖和孫傳芳商定不再理會吳佩孚的反對，徑自對河南用兵。天津會議結束之後，張宗昌先行返回山東布置軍務，孫傳芳則命令隨行的楊文愷先行返回南京，傳達其命令，陳儀的浙軍讓出鎮江以西，退守常州、蘇州、上海一帶，交由張宗昌的奉軍駐守浦口。隨後，張宗昌部進入江蘇，而陳儀部撤回浙江，東南局勢變得更加緊張。
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和楊宇霆在天津召開會議，吳佩孚雖然沒有親抵，但派出了熊炳琦到天津。在天津會議結束之後，張作霖派出張景惠、田中玉、鮑貴卿、許蘭洲乘專車由津浦線轉隴海線到鄭州與吳佩孚洽談實際問題。同時考慮到與吳佩孚交涉很困難，所以臨行之際張作霖暗囑張景惠接曹錕到天津一敘。其實在吳佩孚方麵，直係將領寇英傑與奉係走得最近，靳雲鶚與奉係卻並沒有往來，所以奉係對靳雲鶚始終有所提防。張作霖與吳佩孚此時已經嫌隙更甚，而孫傳芳這一趟天津之行則收獲頗豐，雖然難免淪為張作霖馬前卒的命運，但卻得到奉係支持，麵對北伐軍自然感到腰板又硬了起來。
12月初，孫傳芳由天津回到南京，隨即召集所部全體將領召開會議，在會上，直係眾將一致主張和北伐軍一決雌雄。孫傳芳則一邊命令嚴守浙江邊境，一邊提防北伐軍由江西進攻浙江。此時浙江省內的士紳都為和平奔走，呼籲北伐軍和直軍不要在浙江作戰，將浙江作為緩衝區，並主張陳儀、周鳳岐擔起浙江省的防務。據說在江西戰事行將結束之時，陳儀曾與孫傳芳進行交涉，孫傳芳亦同意撤兵出境，並撤銷盧香亭設於杭州的司令部。但孫傳芳自天津歸來今非昔比，隻願意將浙江的民政還於浙人，還不準備將所部撤走，浙江省內的和平運動遂告失敗。
孫傳芳不再撤兵，陳儀將所部由杭州移駐寧波和溫州，不欲為張作霖擔當炮灰。14日，北伐軍李宗仁部由玉山進入浙江境內，隨後逼近衢州，在浙西駐守的周鳳岐部並沒有對北伐軍表示出任何敵意，反而對北伐軍頗為友善。李宗仁部由衢州進入龍遊後直抵蘭溪，周鳳岐不僅不進行抵抗，還派人去照料周鳳岐部作為先頭部隊的便衣隊，將便衣隊迎入富陽。此時便傳出消息來，說是北伐軍方麵對外宣稱，將會在三個星期之內攻下杭州。孫傳芳聞訊之後，急忙調白寶山、馮紹閔等師往長興、宜興一帶駐防，並調孟昭月移駐鬆江，並且宣布江蘇全省實施戒嚴。
孟昭月得令後遂率部趕往上海，於15日赴鬆江，將所部駐防在楓涇、嘉善一帶，然後布置防務，挖壕備戰。盧香亭原本準備將所部的司令部設在龍華，孫傳芳宣布親自指揮盧香亭部之後，司令部即改到南京。直軍在浙江省內更改防區，浙江人惶惶不可終日，於是自杭州到上海的路上行人擁擠不堪，浙江人紛紛逃向上海的租界。恰在此時，海軍的楊樹莊忽然下令所有軍艦集結於上海，孫傳芳自回到南京之後曾多次電請楊樹莊到南京一敘，但楊樹莊並未與孫傳芳會麵，海軍的態度已然發生了改變。此時奉軍張宗昌部業已接管浦口的防務，麾下的徐源泉和孫殿英已經率部抵達徐州，但其主力部隊畢庶澄部卻遲遲無法定下南下的確切時間。
19日，周鳳岐致電陳儀，表示北伐軍當下並不急於進入杭州，並囑咐陳儀擔負起維護杭州治安的責任。陳儀接電之後，就召集浙江省內士紳選出省府委員蔣尊簋、張載揚、陳儀、蔡元培、褚輔成、黃郛等九人，並以蔣尊簋為軍政長，陳儀為民政長，將所部第一師和第三師改編為省防軍，宣布浙江省自治。但此時浙江的情勢變幻莫測，外間有多種傳言，所以身在上海的蔡元培、黃郛等並沒做任何表示。孫傳芳獲悉後，急命孟昭月、王森、李俊義等部進入杭州，準備扣押浙江省省長陳儀並將其所部所有將士繳械，陳儀則率部逃匿。此時周鳳岐部已經接受北伐軍改編，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負責掩護北伐軍東路軍前敵各縱隊在衢州集結，北伐軍各部已經向桐廬、富陽推進，並與陳儀部在蕭山的西興鎮和聞家堰取得聯係。於是，直軍在占領杭州之後，孟昭月率部進逼富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