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心不安分，謀圖“跳槽”
對初入社會的年輕人而言，眼前的工作盡管比想象的要“差”，但比理想中的更為“現實”，就憑這一點，也應該幹好它。
看輕眼前工作，以為“大材小用”，心中“好高騖遠”，這也是年輕人容易犯的“毛病”之一。
唐濤從一所電子中專學校畢業後，被安排在一家銀行。他學過電腦，會編程序，可謂是“玩”計算機的一把好手。不料，他卻被“發配”到銀行下屬的一個支行，做櫃台的出納。這下他有些“懵”了。整天與客戶打交道，一筆又一筆收進付出，真讓他感到枯燥。
領導知道唐濤是學電腦的，並不是想“壓才”，而是想讓他擔負起一個支行的電腦管理的業務工作，之所以先安排“下基層”——做出納、會計，意在讓他熟悉整個工作流程。
對年輕人來說，任何一個崗位都是新的，都需要熟悉。年輕人應該去掉狹隘的“對口”想法和高不成低不就的不實際要求，不能把專業對口所需要的“外延崗位”或“邊緣崗位”都誤作不搭界而舍棄。要明白，勝任一個職位，需要了解比該職務更廣泛得多的知識。
4．“圍城”心理作祟
沒走進去的想進去，走進去的想出來，這種“圍城”現象在現代職場中的年輕人身上尤為突出。
心中揣著一顆不安分的心，總想“遠走高飛”，年輕人越來越頻繁地跳槽。
李想從職業技術學校領到文憑後，就開始在人才市場上“遨遊”了，一會兒去應聘賓館電路保養維修工，一會兒又上電腦公司當推銷員，沒多久，又被中外合資企業吸引住了。他每到一個新的工作崗位，心裏總想應該有一個比現在更好的職位，所以沒有哪個單位能拴住他，一般隻幹兩三個月，一年多下來，工作崗位換了好幾個。
當然，我們不能說李想想找到理想崗位是錯的，但這種“轉法”，至少表現出了他的不成熟和不周全。初到一個工作崗位，首先要安下心，要耐得住寂寞。安心，既是初涉入世者勝任工作的需要，也是給人好的印象的開端。這山望著那山高，不顧條件地去“跳槽”，剛剛從學校畢業，沒有多少資曆與經驗，要在工作的過程中積累，需要有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老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難以正常地積累。
而且，“遠走高飛”的目的地，也並非處處是好開墾的“處女地”和摘得下果實的“果園”。而且在社會上有很高知名度和眾人看好的職位對於你可能並不合適，因為各人的水準、適應麵是不一樣的。重要的在於謀取一份經曆，通過一個階段穩定的工作，來判斷適合與否。一味熱衷“跳槽”，以為這樣才能顯示自己的才能，這種看法是片麵的成熟的。
那麼，年輕人應該如何走出初涉工作崗位的誤區呢？
首先，要有從底層做起的思想準備。正像高樓大廈平地起一樣，要極有耐心地從砌一塊磚、一堵牆做起。一心想速成一個“建築師”，是不現實的。隻有在添磚加瓦中才會學到真本領，踏上理想的坦途。
其次，要有安於工作的現實態度。不企求“一步到位”，但求“步步到位”，對眼前的工作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並視之為理想崗位的“階梯”。學會在平平淡淡中發揮自己的作用，讓領導感受到自己真才實學。
再次，隨時調整自己，即使碰到不順利也能用調節術來重新獲得平衡。
當事業的地平線剛剛出現時，初涉入世都要腳踏實地，要通過自己卓有成效的努力，使事業如冉冉升起的太陽噴薄欲出。“十年辛苦不尋常”，沒有付出就沒有回報，年輕人應當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壓製住自己的浮躁，幹一行，愛一行，在不斷的學習和磨煉中提升自己。
5．在光環最閃耀時，讓出舞台的中心
日本女星山口百惠在年僅22歲，事業正如日中天的時候突然息影嫁人，給世人留下無數遺憾的同時，也讓人們對她至今念念不忘。山口百惠的聰明之處就在於急流勇退，而名留青史。但古往今來，這樣的聰明太少了。所以，達官顯貴人能善終的寥寥無幾。
漢光武帝時期，五溪一帶的蠻人反漢。新息侯馬援已經八十多歲了，還在皇帝麵前“據鞍顧盼”，以表現自己的英雄氣概。光武帝對他大加讚賞說：“老將軍真是神勇不減當年！”於是，任他為將，領兵平叛。最後死於軍中，應了他自己的話：“男兒當馬革裹屍而還！”
唐代的李靖，也是因貪功而亡。他本來是養病在家。這年遇上土穀渾族侵犯邊境。他聽說後馬上去見丞相房玄齡，對他說：“我雖然年邁，但對付夷人尚可，平叛還是沒問題的。”但平叛歸來後李靖卻遭受別人的陷害，差一點招來殺身之禍。到唐太宗伐遼時，征求他的意見，他還說：“我現在雖然年老體衰，如果陛下不嫌棄，我照樣可以披甲出征。”
郭子儀八十多歲還任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史。實際上他早已是功成名就，該自動讓位給後人了，可他一直不求身退，最後的結局是讓德宗罷免。
《史記》中記載：戰國時代的範雎本是魏國人，後到秦國。因向秦昭王獻遠交近攻的策略，深得秦昭王的賞識，被升為宰相。後因他所推薦的鄭安平與趙國作戰失敗，範雎開始意誌消沉並惴惴不安。按秦國法律，隻要被推薦人出了紕漏，推薦者也要受連坐處分。但昭王並沒有問罪範雎，這使範雎心情更為沉重。
秦昭王為刺激範雎振作起來，為國效力，對範雎歎氣道：“現在內無良相，外無勇將，秦國的前途實在令人焦慮呀！”可範雎心中另有所想，因而誤會了秦王的意思，感到非常恐懼。恰在此時，蔡澤辯士來拜訪範雎，對他說道：“四季的變化是周而複始的。春天完成了滋生萬物的任務後就讓位給夏；夏天結束養育萬物的責任後就讓位給秋；秋天完成成熟的任務後就讓位給冬；冬天把萬物收藏起來又讓位給春……這便是四季的循環法則。如今你的地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日子已久，恐有不測，而應讓位他人；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蔡澤的一席話啟發了範雎，他立刻引退，並且推薦蔡澤繼任宰相。蔡澤就職後，也為秦國的強大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當他聽到有人責難他後，也明智地舍棄了宰相寶座而做了範雎第二，保全了自己的晚節。
功成名就、官顯位赫後，已極盡世人所能之富貴，此時已功高震主，而且業績也不會再有大的提升，此時的明智之舉就是。應立即辭去高位，退而賦閑。否則，說不定會因芝麻小事而被問罪，遭到晚節不保的厄運。
範蠡是越王勾踐的謀臣，他曾與以“臥薪嚐膽”出名的越王勾踐一起同甘共苦，最終打敗吳王，範蠡因此而被任命為大將軍。然而就在他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時候，他卻留下了“官大有險，樹大招風”的話而不知所蹤了。據《史記》載，他後來到齊國，與兒子共耕農園，積聚田產數十萬。齊王看中他的才華，欲請他出任宰相，他卻答道：“在野有千金之財，在位有宰相之名，對平常人來說，這是至高無上的榮耀了，然而過度的榮華卻容易形成禍根。”說完，便將財產分贈鄰人，搬到陶地去住，改名陶朱公而經商。
與範蠢形成鮮明反照的是同一時間、同一空間的另一曆史人物文種。
文種也是勾踐的重臣，為打敗吳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功成名就以後，仍然繼續仕於越王。其間範蠢曾寫給他一封信說：“越王的長相，頸項細長如鶴，嘴唇尖突像烏鴉，這種人隻可以與他共患難，卻不能同享安樂，你現在不離去，更待何時？”
後來文種也稱病返鄉，但做得不如範蠢徹底，他留在越國，其名仍威懾朝野，於是有佞臣陷害於他，誣稱文種欲起兵作亂。於是越王賜給文種一把劍，並托話道：“以前你曾說，自己有七個得天下的智謀，現在你隻用了三個便幫我得了天下，剩下的四個你準備用在誰身上呢？”文種自知已無活路，便引劍自刎了。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地之道。”這句話精辟地概括了為人處世之道。錢是賺不完的，名是沒有盡頭的，衡量自己，適時而退，才是明智之舉。
6．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賺錢無罪。有首名叫《我賺錢了》的網絡歌曲就直直白白地道明了賺錢的天經地義。但古人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經商的主體畢竟是人，是人就不能違背起碼的道義良心。講的就是賺錢要守住道德的底線。
商人都講職業道德，對社會當然有好處，而且這對於商人自己，也是好處多多。
祖籍福建晉江的王為謙是現任旅港福建商會理事長，1950年獲準出國，本來想去菲律賓謀生。因入境手續受阻，滯留香港，在一家僑民公司打工，後因公司倒閉，麵臨失業。
1953年，王為謙用自己的積蓄加上親朋好友的支持，創辦了香港新元貿易公司。當時王為謙不懂英文，惟有通過散居東南亞的福建鄉親，做一些進出口貿易。最初，公司資金不足，幸獲朋友支持。王為謙秉持“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的信條，贏得了不少人的信任。當時，公司的進出口貿易采用賒賬形式，分期付款，雙方惟一憑借的就是一個“信”字，“一個人沒有信用，他就難以立足”是王為謙的口頭禪。
一次，公司一批貨物到菲律賓，交了貨，卻收不回錢。資金周轉失靈，公司麵臨倒閉。由於在商界有著良好的聲名，王為謙得友人援助度過了難關。
王為謙以貿易起家，從不貪暴利、亂加價宰人，而是薄利多銷。來價多少，自己應得利潤多少，一一告訴貿易夥伴，待人以誠，他擁有了一批長期客戶。當時有兩家日本電器廠商，看中王為謙誠實可靠，進取心強，願意將電器產品交給新元開拓海外市場。其後王為謙成為TDK的總代理，生意向多元化發展。
經40多年的創業、發展，王為謙創辦的新元貿易公司在香港、祖國大陸、印尼、美國、加拿大等都有子公司或分公司。談起這一商業王國的建立，王為謙總是自謙地說：“還差得遠，我談不上成功。我的經曆，隻能說是一部充滿艱辛的創業史。創業之初我手頭無錢，但我堅持對人處事，以信、誠、勤三字相待，這三個字是我取得一點成績的出發點與根本。”
與王為謙不同的是，現在一些商人求財心切，總幻想發一筆橫財，一舉成為大富豪。隻可惜無橫財可發，於是乎，就在日常生意中搞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譬如對外地來的顧客，或者不懂行市的顧客，總要想法“宰他一刀”，有些人甚至不擇手段，以假亂真、以次充好、坑害顧客。這些人大概都有一個自欺欺人的想法：世界那麼大，來往顧客那麼多，“宰”了你一個，還有後來人。這樣的想法既可笑又可恥。世界的確是大的，但世界有時又很小。按照“80／20”法則，你的大部分銷售額是來自於一小部分常客。你“宰”了顧客，你的回頭客就會減少，“宰”人越多，回頭客就越少。世界上恐怕少有上了當還不自知的人，上當後遲早是要醒悟的。明白自己上了當的人，還會再上你的門嗎？若再上門就肯定是找麻煩來了。因此，貪圖近利，坑害顧客，不僅為國法所不容，還會自斷財路。
“宰”顧客易做死自己；“宰”自己的生意夥伴，那就更易做死自己。每一個商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生意夥伴，要麼他從你這裏進貨，要麼你從他那裏進貨，或者互相之間有某種服務關係。生意場好比一張網，商人們都是網上的結，完全是一種共存共榮的關係。若是貪圖近利，或者欺騙老客戶，或者趁某種有利的機會，從老客戶身上狠撈一把，或拖欠老客戶的貨款長期不還，甚至準備賴賬，如此等等，你的生意就算做到頭了。對待生意夥伴必須始終抱著互惠互利的原則，自己要賺錢，也要讓人家有錢賺，生意才能長久做下去，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7．相對的自由，相對的規則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裴多菲的這首詩深刻的道明了人們對於自由的渴望和需要。曆史上的多少戰爭，都是打著“自由”的旗號，至今在美國紐約還高聳著“自由女神像”。這一切都表明“自由”太重要了，但是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應該”、“必須”等條條框框，它們編織了一個很大的誤區，將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網羅其中，而我們很多人往往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照“章”行事。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的大群體之中，因此，我們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孤立的個體，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可能時時受到世俗的約束與製約。對於這些規則，你也許不以為然，但同時又無法擺脫。
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任何規則或法律都不能保證在各種場合都適用，或取得最佳效果。相比之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原則應成為我們生活和行事的準則。有時候，你會發現，違反一條不適用的規定或打破一種荒謬的傳統很困難，甚至不可能。順應社會潮流有時的確不失為一種生存的手段，但是如果走向極端，也會成為一種神經過敏症。在某些情況下，按條條框框辦事甚至會使人情緒低落、憂心忡忡。
當然，公共秩序是文明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則是維持文明社會必不可少的。但是，盲目遵循常規則是不可取的。對於個人來說，盲目服從可能比違背規定更有害。因為有些傳統習慣常常是毫無道理甚至荒謬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盲目地循規蹈矩，就無法真正地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
林肯說：“我從來不為自己確定永遠適用的政策。我隻是在每一具體時刻爭取做最合乎情理的事情。”林肯明智的沒有使自己成為某項具體政策的奴隸，即使對於普遍性政策，他也並不強求在各種情況下都加以實施。
如果一種規定或規矩妨礙著人們的精神健康，阻礙著人們去積極生活，它就是錯誤的。如果已經知道這種規矩是消極而令人討厭的，卻又一直遵守規矩，就會陷入了人生的另一種誤區——放棄了自我選擇的自由，讓外界因素控製了自己。生活中有兩種類型的人，即外界控製型與內在控製型。認真分析一下自己屬於哪種類型，這將有助於進一步審視自己生活中各類事件處理的正確與錯誤。
人們常常會這樣認為，所謂對的就是好的、合理的，而所謂錯的則是壞的和不合理的。其實，這種認識是荒謬的，因為世上根本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是”與“非”。這種“是”本身有一種保證：你如果以特定的方式做某件事，就肯定可以成功。然而，這種保證本身是無規矩可循的。你可以將某個決定視為不同的、有效的、或者是合理的，但如果你將其視為對的或錯的，那你就掉進了一個陷講，即“我一定要保證事事正確，如果某個人或某件事出了差錯，我就要不高興”。
當我們麵對是非選擇時，往往存在一種尋求正確答案的心理。這也許是人們願意將事物絕對化的一種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總是會將世界劃分為完全對立的兩個方麵：黑與白、是與非、好與壞、對與錯。事實上，將世界上的事物如此絕對地分類往往是不可能的。聰明的人通常都遊蕩在模糊的中間地帶，他們輕易不會明確地說對或錯。這種喜歡黑白分明的傾向在家庭生活及其它各種人際關係中最為明顯。你或許會注意到，人們平常進行的討論總是會發展成辯論，最後無非是要證明一方是正確的，另一方是錯誤的。人們常常說：“你總認為自己一貫正確”，或者“你從不認錯”。但是，在日常討論中，往往不存在是非問題。人是各不相同的，人們看問題的角度也不盡相同。倘若非要證實哪一方正確，那麼討論也就繼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