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是一家公司的銷售代表，他奉命和幾個重要客戶協商合作事宜。在那之前，公司派出過代表分別和這些重要的客戶進行溝通，可是效果並不好。每個客戶都有不同的拒絕理由，都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公司的代表不得不疲於應對每一個人，這讓對話進行得很困難。
唐先生接手這項任務後，改變了原先的策略，采取了一對多的溝通方式。同時他還另外邀請了十一位最常合作的客戶，讓他們一起在會議室聽自己講述公司發展的現狀和規劃。結果在唐先生闡述了相關內容之後，這些客戶都決定購買公司的產品。
許多人都認為唐先生一定是做出了什麼更重要的承諾，但是他所說的話和之前的代表並沒有什麼不同。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後來唐先生談到了自己的溝通秘訣，那就是將大家聚在一起，然後說服其中和自己最親近的一兩位客戶投支持票，這樣就會帶動其他客戶。
在這個案例中，溝通者之所以能夠說服其他人，就是因為巧妙利用了群體效應。群體效應是指眾多個體形成群體之後，群體會對個體的行為形成約束和引導，某個個體的言行舉止可能會對整個群體的發展、變化產生影響。唐先生安排一兩個客戶率先表態，目的就是帶動其他人迅速做出跟隨。因為在大家都無法拿定主意的時候，如果有人率先做出決定，就會對其他人的判斷和決定產生影響。
當分別麵對每一個人時，個人說話的難度無疑會增加很多。想要分別說服每一個人非常困難，所以很多人會想辦法將人群聚集在一起，利用群體來約束個人的行為和判斷，同時利用個人的行為來影響群體的判斷。
亨利·畢丘在耶魯大學發表演講時說道：“人們經常問我：‘你是不是認為，向一大群人演說，要比向一小群人演講更有意思？’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可以向十二個人發表演說，和我向一千個人發表的演說同樣精彩。隻要這十二個人能夠圍繞在我的身邊，緊緊地依靠在一起，彼此可以碰到對方的身體。但是一千個人如果分散開來，每兩個相隔四英尺之遠，那就像一間空無一人的房子那般糟糕。所以把你的聽眾緊緊聚集在一起，你隻要花一半的精神，就能令他們大為感動。一個人置身於大眾之間時，很容易失去自我的感覺。他成了群眾中的一個成員，比他單獨一個人更容易受到影響。”
作為一個溝通者，人們必須正視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必須意識到個人溝通能力和精力上的缺陷。個人無法僅僅依靠自身能力就順利說服不同心理、不同類型、不同個性、不同層次的對象。這個時候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選擇說服一部分人，製造一種良好的勢頭，使其餘人的情緒和思維受到傳染。有時候必須巧妙地依賴或者借助群體效應的力量，以提升自身的說服力和影響力。
這一點在演說中尤為常見。很多心理學家都表示即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演說家，也很難在一對一的模式中完全說服十個人，可是當所有的聽眾聚在大廳或者廣場上時，演說者可以輕易說服台下的一千名聽眾。原因就在於演說者可以借助群體效應來煽動大家的情緒，並確保所有人的情感保持在同樣的頻率和方向上。當一對一進行交流的時候，人們或許會意識到那些演說大師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神奇，他們的說服力無疑也會大打折扣。
在群體性的溝通模式中，個人會跟隨群體做出決定，同時也會對群體思維、群體行動造成影響。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在群體溝通模式中，人們往往無法把握他人的想法。在觀察他人的反應以消除自身的不確定性的過程中，人們很容易忽略一個細小但很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他們所觀察和依賴的那些人，同樣處於一種對自己不確定的猶豫狀態，他們也試圖從別人那兒了解到更多參考信息，也試圖觀察別人的反應和行為，希望給自己一些更為明確的指導。可以說，在群體性的溝通場合下，每一個溝通對象可能都存在類似的心理，這也就為溝通者和談話者提供了一種溝通的思路。
談到這個話題，人們或許可以簡單了解一個強有力的、有關領導力的武器——社會認同原理。所謂的社會認同原理其實很簡單，指的是人們在進行是非判斷的時候，尤其是當人們想要決定哪一種才是應該采取的正確行為時，會本能地去了解周邊人或者外界的看法和做法。一旦外邊的人決定怎麼做，一旦外麵的人擁有某種想法，人們會跟隨其他人的想法和觀點行事，會跟著他人的腳步做事情。在多數情況下，選擇相信別人終歸是最穩妥的一種行事方法。
比如在內部的一些重要會議以及重要議題的表決上，大家同樣會注意觀察別人的反應，看看別人說了什麼，看看別人是否做了表決。通常情況下，沒有人舉手的話，很少有人會冒險舉手；可是一旦有人舉起了手，後麵的人會陸陸續續開始舉手。很顯然，很多時候，與會者並不關心這個議題究竟應該怎麼選擇，或者這件事應該怎麼辦，他們隻關心別人會如何去做，而正是因為如此，整個溝通進程才更容易被人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