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內地城市裏麵，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陰沉的修道院，最荒涼的曠野，最淒涼的廢墟，令人悒鬱不歡。修道院的靜寂，曠野的枯燥和廢墟的衰敗零落，也許這類屋子都有一點。裏麵的生活起居是那麼幽靜，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腳聲，窗口會突然探出一個臉孔像僧侶般的人，一動不動的，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話，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當作沒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裏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這些淒涼的成分。一條起伏不平的街，直達城市高處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盡頭。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往的那條街，夏天熱，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頗有些特點：小石子鋪成的路麵，傳出清脆的回聲，永遠清潔，幹燥；街麵窄而多曲折；兩旁的屋子非常幽靜，坐落在城腳下，屬於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雖是木造的，還很堅固，各種不同的格式別有風光，使索漠城的這一個區域特別引起考古家與藝術家的注意。你走過這些屋子，不能不欣賞那些粗大的梁木，兩頭雕出古怪的形象，蓋在大多數的底層上麵，成為一條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橫木蓋著石板，在不大結實的牆上勾勒出藍色的圖案，木料支架的屋頂，年深月久，往下彎了；日曬雨淋，椽子已經腐爛，翹曲。有些地方，露出破舊黝黑的窗檻，細巧的雕刻已經看不大清，窮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薔薇，窗檻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再往前走，有的門上釘著粗大的釘子，我們的祖先異想天開的，刻上些奇形怪狀的文字，意義是永遠沒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個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個舊教徒為反對新教而詛咒亨利四世。也有一般布爾喬亞刻些徽號，表示他們是舊鄉紳，掌握過當地的行政，這一切中間就有整部法蘭西曆史的影子。一邊是牆壁粉得很粗糙的，搖搖欲墜的屋子，還是工匠賣弄手藝的遺物；貼鄰便是一座鄉紳的住宅，半圓形門框上的貴族徽號，受過了一七八九年以來曆次革命的摧殘，還看得出遺跡。
這條街上，做買賣的底層既不是小鋪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歡中世紀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樸素簡陋的氣象，完全像我們上代裏的習藝工場[1]。寬大低矮的店堂，沒有鋪麵，沒有擺在廊下的貨攤，沒有櫥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裏裏外外沒有一點兒裝潢。滿板的大門分做上下兩截，簡陋的釘了鐵皮；上半截往裏打開，下半截裝有帶彈簧的門鈴，老是有人開進開出。門旁半人高的牆上，一排厚實的護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裝上，外加鐵閂好落鎖。這間地窖式的潮濕的屋子，就靠大門的上半截，或者窗洞與屋頂之間的空間，透進一些空氣與陽光。半人高的牆壁下麵，是陳列商品的地位。招徠顧客的玩意，這兒是絕對沒有的。貨色的種類要看鋪子的性質：或者擺著兩三桶鹽和鰵魚，或者是幾捆帆布與繩索，樓板的椽木上掛著黃銅索，靠牆放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你進門吧，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幹幹淨淨的，戴著白圍巾，手臂通紅，立刻放下編織物，叫喚她的父親或母親來招呼你，也許是兩個銅子也許是兩萬法郎的買賣，對你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傲慢，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
你可看到一個做酒桶木材的商人，兩隻大拇指繞來繞去的，坐在門口跟鄰居談天。表麵上他隻有些起碼的酒瓶架或兩三捆薄板；但是安育地區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碼頭上存貨充足的工場購料的。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賣掉多少桶板，估計的準確最多是一兩塊板上下。一天的好太陽教他發財，一場雨水教他虧本：酒桶的市價，一個上午可以從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這個地方像都蘭區域一樣，市麵是由天氣做主的。種葡萄的，有田產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眼巴巴的盼望太陽；晚上睡覺，就怕明朝起來聽說隔夜結了冰；他們怕風，怕雨，怕旱，一會兒要雨水，一會兒要天時轉暖，一會兒又要滿天上雲。在天公與塵世的利益之間，爭執是沒得完的。晴雨表能夠輪流的教人愁，教人笑，教人高興。
這條街從前是索漠城的大街，從這一頭到那一頭，“黃金一般的好天氣”這句話，對每份人家都代表一個收入的數目。而且個個人會對鄰居說：“是啊，天上落金子下來了。”因為他們知道一道陽光和一場時雨帶來多少利益。在天氣美好的節季，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沒法買到一個銅子的東西。做生意的人也有一個葡萄園，一方小園地，全要下鄉去忙他兩天。買進，賣出，賺頭，一切都是預先計算好的，生意人盡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說長道短，刺探旁人的私事。某家的主婦買了一隻竹雞，鄰居就要問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處。一個年輕的姑娘從窗口探出頭來，絕沒有辦法不讓所有的閑人瞧見。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那些無從窺測的，又暗又靜的屋子，並藏不了什麼秘密。
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過活：每對夫婦坐在大門口，在那裏吃中飯，吃晚飯，吵架拌嘴。街上的行人，沒有一個不經過他們的研究。所以從前一個外鄉人到內地，免不了到處給人家取笑。許多有趣的故事便是這樣來的，安越人的愛尋開心也是這樣出名的，因為編這一類的市井笑料是他們的拿手。
早先本地的鄉紳全住在這條街上，街的高頭都是古城裏的老宅子，世道人心都還樸實的時代——這種古風現在是一天天的消滅了——的遺物。我們這個故事中的那所淒涼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連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喚起你的回憶，全部的氣息使你不由自主的沉入遐想。拐彎抹角的走過去，你可以看到一處黑魆魆的凹進去的地方，葛朗台府上的大門便藏在這凹坑中間。
在內地把一個人的家稱作府上是有分量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沒法掂出這稱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後果，那是從沒在內地耽留過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還稱他做葛朗台老頭，可是這樣稱呼他的老人越來越少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個很富裕的箍桶匠，識得字，能寫能算。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區標賣教會產業的時候，他正好四十歲，才娶了一個有錢的木板商的女兒。他拿自己的現款和女人的陪嫁，湊成兩千金路易，跑到區公所。標賣監督官是一個強凶霸道的共和黨人，葛朗台把丈人給的四百路易往他那裏一送，就三錢不值兩錢的，即使不能算正當，至少是合法的買到了區裏最好的葡萄園，一座老修道院，和幾塊分種田。
索漠的市民很少革命氣息，在他們眼裏，葛朗台老頭是一個激烈的家夥，前進分子，共和黨人，關切新潮流的人物；其實箍桶匠隻關切葡萄園。上麵派他當索漠區的行政委員，於是地方上的政治與商業都受到他溫和的影響。
在政治方麵，他包庇從前的貴族，想盡方法使流亡鄉紳的產業不致被公家標賣；商業方麵，他向革命軍隊承包了一二千桶白酒，代價是把某個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來留作最後一批標賣的產業，弄到了手。
拿破侖當執政的時代，好家夥葛朗台做了區長，把地方上的公事應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獲更好；拿破侖稱帝的時候，他變了光杆兒的葛朗台先生。拿破侖不喜歡共和黨人，另外派了一個鄉紳兼大地主，一個後來晉封為男爵的人來代替葛朗台，因為他有紅帽子嫌疑。葛朗台丟掉區長的榮銜，毫不惋惜。在他任內，為了本城的利益，已經造好幾條出色的公路直達他的產業。他的房產與地產登記的時候，占了不少便宜，隻征很輕的稅。自從他各處的莊園登記之後，靠他不斷的經營，他的葡萄園變成地方上的頂兒尖兒，這個專門的形容詞是說這種園裏的葡萄能夠釀成極品的好酒。總而言之，他簡直有資格得榮譽團的勳章。
免職的事發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時葛朗台五十七歲，他的女人三十六，他們的獨養女兒才十歲。
大概是老天看見他丟了官，想安慰安慰他吧，這一年上葛朗台接連得了三筆遺產，先是他丈母特·拉·古地尼埃太太的，接著是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裏埃先生的，最後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香蒂埃太太的：這些遺產數目之大，沒有一個人知道。三個老人愛錢如命，一生一世都在積聚金錢，以便私下裏摩挲把玩。特·拉·裴德裏埃老先生把放債叫作揮霍，覺得對黃金看上幾眼比放高利貸還實惠。所以他們積蓄的多少，索漠人隻能以看得見的收入估計。
於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貴族頭銜，那是盡管我們愛講平等也消滅不了的，他成為一州裏“納稅最多”的人物。他的葡萄園有一百阿爾邦[2]，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產七八百桶酒，他還有十三處分種田，一座老修道院，修院的窗子，門洞，彩色玻璃，一齊給他從外麵堵死了，既可不付捐稅，又可保存那些東西。此外還有一百二十七阿爾邦的草原，上麵的三千株白楊是一七九三年種下的。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產業。
這是他看得見的家私。至於他現金的數目，隻有兩個人知道一個大概。一個是公證人克羅旭，替葛朗台放債的，另外一個是台·格拉桑，索漠城中最有錢的銀行家，葛朗台認為合適的時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分些好處。在內地要得人信任，要掙家業，行事非機密不可；老克羅旭與台·格拉桑雖然機密透頂，仍免不了當眾對葛朗台畢恭畢敬，使旁觀的人看出前任區長的資力何等雄厚。
索漠城裏個個人相信葛朗台家裏有一個私庫，一個堆滿金路易的密窟，說他半夜裏瞧著累累的黃金，快樂得無可形容。一般吝嗇鬼認為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因為看見那好家夥連眼睛都是黃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一個靠資金賺慣大利錢的人，像色鬼，賭徒，或幫閑的清客一樣，眼風自有那種說不出的神氣，一派躲躲閃閃的，饞癆的神秘模樣，決計瞞不過他的同道。凡是對什麼東西著了迷的人，這些暗號無異幫口裏的切口。
葛朗台先生從來不欠人家什麼；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種葡萄的老手，什麼時候需要為自己的收成準備一千隻桶，什麼時候隻要五百隻桶，他預算得像天文學家一樣準確；投機事業從沒失敗過一次，酒桶的市價比酒還貴的時候，他老是有酒桶出賣，他能夠把酒藏起來，等每桶漲到兩百法郎才拋出去，一般小地主卻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時候脫手了。這樣一個人物當然博得大家的敬重。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成，他乖乖的囤在家裏，一點一滴的慢慢賣出去，掙了二十四萬多法郎。講起理財的本領，葛朗台先生是隻老虎，是條巨蟒：他會躺在那裏，蹲在那裏，把俘虜打量個半天再撲上去，張開血盆大口的錢袋，倒進大堆的金銀，然後安安寧寧的去睡覺，好像一條蛇吃飽了東西，不動聲色，冷靜非凡，什麼事情都按部就班的。
他走過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看見了不覺得又欽佩，又敬重，又害怕。索漠城中，不是個個人都給他鋼鐵般的利爪幹淨利落的抓過一下的嗎？某人為了買田，從克羅旭那裏弄到一筆借款，利率要一分一，某人拿期票向台·格拉桑貼現，給先扣了一大筆利息。市場上，或是夜晚的閑談中間，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有些人認為，這個種葡萄老頭的財富簡直是地方上的一寶，值得誇耀。不少做買賣的，開旅店的，得意揚揚的對外客說：
“嘿，先生，上百萬的咱們有兩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哪，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
一八一六年的時候，索漠城裏頂會計算的人，估計那好家夥的地產大概值到四百萬；但在一七九三到一八一七中間，平均每年的收入該有十萬法郎，由此推算，他所有的現金大約和不動產的價值差不多。因此，打完了一場牌，或是談了一會葡萄的情形，提到葛朗台的時候，一般自作聰明的人就說：“葛朗台老頭嗎？……總該有五六百萬吧。”要是克羅旭或台·格拉桑聽到了，就會說：
“你好厲害，我倒從來不知道他的總數呢！”
遇到什麼巴黎客人提到洛豈爾特或拉斐德那般大銀行家，索漠人就要問，他們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樣有錢。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回答說是的，他們便把腦袋一側，互相瞪著眼，滿臉不相信的神氣。
偌大一筆財產把這個富翁的行為都鍍了金。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來有什麼可笑，給人家當話柄的地方，那些話柄也早已消滅得無形無蹤了。葛朗台的一舉一動都像是欽定的，到處行得通；他的說話，衣著，姿勢，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把他仔細研究，像自然科學家要把動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終於發現他最瑣屑的動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傳的智慧。譬如，人家說：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頭已經戴起皮手套了：咱們該收割葡萄了吧。”
或者說：
“葛朗台老頭買了許多桶板，今年的酒一定不少的。”
葛朗台先生從來不買肉，不買麵包。每個星期，那些佃戶給他送來一份足夠的食物：閹雞，母雞，雞子，牛油，麥子，都是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給人家，磨坊司務除了繳付租金以外，還得親自來拿麥子去磨，再把麵粉跟麩皮送回來。他的獨一無二的老媽子，叫作長腳拿儂的，雖然上了年紀，還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麵包。房客之中有種菜的，葛朗台便派他們供應菜蔬。至於水果，收獲之多，可以大部分出售。燒火爐用的木材，是把田地四周的籬垣，或爛了一半的老樹砍下來，由佃戶鋸成一段一段的，用小車裝進城，他們還有心巴結，替他送進柴房，討得幾聲謝。他的開支，據人家知道的，隻有教堂裏座椅的租費，聖餐費，太太和女兒的衣著，家裏的燈燭，拿儂的工錢，鍋子的鍍錫，國家的賦稅，莊園的修理，和種植的費用。他新近買了六百阿爾邦的一座樹林，托一個近鄰照顧，答應給一些津貼。自從他置了這個產業之後，他才吃野味。
這家夥動作非常簡卑，說話不多，發表意見總是用柔和的聲音，簡短的句子，搬弄一些老生常談。從他出頭露麵的大革命時代起，逢到要長篇大論說一番，或者跟人家討論什麼，他便馬上結結巴巴的，弄得對方頭昏腦漲。這種口齒不清，理路不明，前言不對後語，以及廢話連篇把他的思想弄糊塗了的情形，人家當作是他缺少教育，其實完全是假裝的；等會故事中有些情節，就足以解釋明白。而且逢到要應付，要解決什麼生活上或買賣上的難題，他就搬出四句口訣，像代數公式一樣準確，叫作：“我不知道，我不能夠，我不願意，慢慢瞧吧。”
他從來不說一聲是或不是，也從來不把黑筆落在白紙上。
人家跟他說話，他冷冷的聽著，右手托著下巴頦兒，肘子靠在左手背上；無論什麼事，他一朝拿定了主意，就永遠不變。一點點兒小生意，他也得盤算半天。經過一番勾心鬥角的談話之後，對方自以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風，其實早已吐出了真話。他卻回答道：
“我沒有跟太太商量過，什麼都不能決定。”
給他壓得像奴隸般的太太，卻是他生意上最方便的遮身牌。他從來不到別人家裏去，不吃人家，也不請人家；他沒有一點兒聲響，似乎什麼都要節省，連動作在內。因為沒有一刻不尊重旁人的主權，他絕對不動人家的東西。
可是，盡管他聲音柔和，態度持重，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談吐與習慣，尤其在家裏，不像在旁的地方那麼顧忌。
至於體格，他身高五尺，臃腫，橫闊，腿肚子的圓周有一尺，多節的膝蓋骨，寬大的肩膀；臉是圓的，烏油油的，有痘瘢；下巴筆直，嘴唇沒有一點兒曲線，牙齒雪白；冷靜地眼睛好像要吃人，是一般所謂的蛇眼；腦門上布滿皺襇，一塊塊隆起的肉頗有些奧妙；青年人不知輕重，背後開葛朗台先生玩笑，把他黃黃而灰白的頭發叫作金子裏摻白銀。鼻尖肥大，頂著一顆布滿血筋的肉瘤，一般人不無理由的說，這顆瘤裏全是刁鑽促狹的玩意兒。這副臉相顯出他那種陰險的狡猾，顯出他有計劃的誠實，顯出他的自私自利，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嗇的樂趣，和他唯一真正關切的獨養女兒歐也妮身上。而且姿勢，舉動，走路的功架，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隻相信自己，這是生意上左右逢源養成的習慣。所以表麵上雖然性情和易，很好對付，骨子裏他卻硬似鐵石。
他老是同樣的裝束，從一七九一年以來始終是那身打扮。笨重的鞋子，鞋帶也是皮做的；四季都穿一雙呢襪，一條栗色的粗呢短褲，用銀箍在膝蓋下麵扣緊，上身穿一件方襟的閃光絲絨背心，顏色一會兒黃一會兒古銅色，外麵罩一件衣裾寬大的栗色外套，戴一條黑領帶，一頂闊邊帽子。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樣結實，要用到一年零八個月，為保持清潔起見，他有一個一定的手勢，把手套放在帽子邊緣上一定的地位。
關於這個人物，索漠人所知道的不過這一些。
城裏的居民有資格在他家出入的隻有六個。前三個中頂重要的是克羅旭先生的侄子。這個年輕人，自從當了索漠初級裁判所所長之後，在本姓克羅旭之上又加了一個篷風的姓氏，並且極力想叫篷風出名。他的簽名已經變作克·特·篷風了。倘使有什麼冒失的律師仍舊稱他“克羅旭先生”，包管在出庭的時候要後悔他的糊塗。凡是稱“所長先生”的，就可博得法官的庇護。對於稱他“特·篷風先生”的馬屁鬼，他更不惜滿麵春風的報以微笑。所長先生三十三歲，有一處名叫篷風的田莊，每年有七千法郎進款；他還在那裏等兩個叔父的遺產，一個是克羅旭公證人，一個是克羅旭神甫，屬於都爾城聖·馬丁大寺的教士會的；據說這兩人都相當有錢。三位克羅旭，房族既多，城裏的親戚也有一二十家，儼然結成一個黨，好像從前佛羅棱斯的那些梅迭西斯一樣；而且正如梅迭西斯有巴齊一族跟他們對壘似的，克羅旭也有他們的敵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