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善於納諫的行為也激發了一些耿直之士，他們冒著觸犯龍顏的風險，對朱元璋的失誤據理諫諍。有一回，監察禦史周觀政奉命監守奉天門，宦官領著一班女樂想進官，他不讓進，宦官說是聖上的意思，他仍不讓進。宦官惱火並衝入宮內。不一會兒，這位宦官又走出宮門對周觀政講，女樂不用了。他卻生氣地說：“必麵奉詔。”這話傳進宮裏。過了一會兒，朱元璋親至宮門，對周觀政說：“朕已悔之，禦史言是也!”
天子當麵向臣下道歉認錯，這在封建社會裏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說明朱元璋納諫的誠意和非凡的氣度，在封建帝王中實為楷模。
大臣們的直言進諫和朱元璋的勇於納諫的精神確實減少了不少失誤，同時也起到了使朝政清明的作用。但是，不管怎樣，朱元璋畢竟是個封建帝王，因此，其納諫也必然有他的局限性。尤其到了晚年，拒諫殺人之事也屢屢發生。如朱元璋選宮女，得知熊宣使有個妹妹年輕貌美，想選她人宮，員外郎張來碩進諫說，此人已許配人家，如選人宮，未免不妥。朱元璋大怒，令左右將其砍死。又如刑部主事茹太素在1376年(洪武九年)九月，批評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等，朱元璋不高興，將他下獄，死在刑部大牢。
朱元璋的納諫同招賢一樣，都是為維護封建統治，尤其是為朱氏王朝一統天下服務的，加上朱元璋不斷地強化專製主義統治，使進諫和納諫都受到了影響。特別是到了洪武中期之後，朱元璋屢興大獄，使得官員人人自危，不少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少說為妙，免得招來殺身之禍。那些敢於直言諫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忠勇之士越來越少了。所以，洪武年間的諫諍之風遠不如唐太宗時期。
評析：
大興學校，培養人才，是為了讓這些人才來幫助自己管理天下；納諫進賢，從善如流，也是為了更好地維護自己的統治。朱元璋為了朱家皇朝的千秋大業，不可謂不費盡心思。
四 整頓吏治，嚴懲貪汙
在中國封建社會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倡廉懲貪的態度一直是堅定的，他在整頓吏治、嚴懲貪汙方麵是做得最好的一個。
朱元璋出身貧苦，作為農民，他痛恨貪官汙吏對百姓的欺壓和剝削；作為紅巾軍領袖，他最忌恨那些官吏們擅權弄法，貪汙受賄，侵政害民；當上皇帝之後，他仍厭惡貪官汙吏的橫征暴斂。元朝吏治的敗壞以至覆亡的教訓，使這位由乞食遊僧而登上皇帝寶座的明太祖，頭腦格外地清醒，他意識到“不禁止官吏的貪暴，百姓就無法生存下去”，“此弊病不革除，就不可能達到善政”。倘若沒有清明的吏治，社會就不可能安定，凋敝的經濟就難以恢複，大明王朝的統治就無法鞏固。洪武初年，不少官吏犯有“掌錢穀的盜錢穀，掌刑名的出入刑名”的腐敗現象，朱元璋對此深惡痛絕，他一方麵製定了一整套的法規限製他們，另一方麵又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整頓吏治，嚴懲貪汙。朱元璋整頓吏治是從嚴格考核官吏開始的。1368年(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頒布《大明令》時，就製定了考核官吏的製度。他規定：各地府州縣官員任期為三年，期滿要到京師接受考核。考核的目的是看地方各級官員是否稱職，主要是看官員三年中的政績。因此每位地方官都要帶上自己三年任職期間的政績文冊，以此作為考核官員的憑據。文冊由監察禦史和按察司的官員負責撰寫造冊，以防有偽。
洪武年間，地方官吏政績的具體標準包含在朱元璋親自製定並頒布的《授職到任須知》內。《須知》中詳細地記載了各級地方官吏應盡的責任，將地方公務分為：“祀神”、“印俗禦門”、“獄囚”、“吏典”、“養濟院”、“製書榜文”、\"起滅詞訟”、“倉庫”、“田糧”、“會計糧儲”、“金銀場”、“各色課程”、“鹽場”、“窖治”、“官吏”、“書生員數”、“孝子節婦”、“境內儒者”、“詞訟”、“犯法民戶”、“虧兵”等三十一項，並逐項開列地方官員應負的責任和注意的事項，要求各級地方官員按此事例，逐一落實。例如“田糧”一項，要求官員要詳細知曉軍、民、僧；道、臣、灶、醫、儒等戶境內各有多少，民田多少，官田數目；每年民田夏、秋兩稅，稅糧數額，官田稅糧數目，並且分款項開報，以備用。對不遵守《授職到任須知》的官吏，要堅決懲辦。不少官吏因違反規定而被罷官、下獄，甚至被殺。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製定了《責任條例》，並頒行各司、府、州、縣明文規定：上級衙門對下級及其官員要進行監督檢查，要求所有的官府衙門必備一文簿，逐項記錄辦過的事宜，每個季度都要派一名吏典送交上級機構查考。
對官吏進行常規化的考核分考滿和考察兩種。
考滿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式定下來的，他仿照古代的考核製度，規定內外官員(中央與地方官員)在九年任職期間，每三年考核一次，三年稱為一考(初考)，六年叫做再考，九年叫通考。就地方官員而言，府、州、縣的屬官，先由本衙門正官進行初考，府、州、縣正官由上級正官初考，隨後再層層上報核實，最後再送吏部考核。各省的布政司、按察司的屬官也是先由本衙正官進行初考，然後再報吏部考核。而布政司和按察司的正官及副職，需經都察院初考，再報吏部複考。茶馬、鹽馬、鹽運、鹽課、提舉司、軍職首領官，皆由布政司考核，再送按察司複考。各衙門根據官員任職期間功過事跡撰造文冊，再報送吏部，經過吏部考核後，寫出考核評語。評語分為上中下三等，一是稱職，二是平常，三是不稱職。依據評語決定各級官員的升降。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規定：府同和一考無過失的，可以升做知府；知縣二考無過失的，可升做知州；縣丞一考無過失的，可升任知縣。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規定，府、州、縣官三年為考滿，評語是平常和稱職的，在相同品級內調用，評語不稱職的正官、副官要降級，不稱職的首領官要降為吏。
比較容易控製的是東官，因為他們工作在皇帝的周圍。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製定的《六部職掌》規定：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勳、考核之政。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經費、錢貸之政。禮部掌天下禮議、祀祭、貢舉之政。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這些均為考核京官的依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頒布了《諸司職掌》，對中央自王府、六部、都察院及以下各部門官員的設置和主要職責都作了具體規定。同年還規定，京官四品以上均九年任滿，由明太祖朱元璋親自決定升降。六部五品以下的官員任滿三年，由本衙門正官按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作出評語，經監察禦史考核，再由吏部複考。在京的軍職文官，均由監察禦史考核。
對官吏的考核除了考滿之外，還有考察。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令禦史及各道按察司舉報有司官員有無過錯，奏報黜陟，對官員的考察自此開始。沒過多久，他將這種考察推行全國。考察分為京察和外察兩種，京察是對京官的考核，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機構和兩京所在地的順天府和應天府的各級官員。根據他們的具體表現再決定升降。洪武年間考察沒有定期。外察是針對地方各級官員的。開始時由監察禦史、按察官隨時舉察上奏。從1378年(洪武十一年)開始，朱元璋令吏部在殿堂上考核入京朝覲官員的政績，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建立的朝覲考察製度。初期，朱元璋要求地方官每年朝見天子一次，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定為三年一次。具體規定：各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府、州、縣及土官衙門的流官，在入朝的前一年年底，都要按《授職到任須知》編製文冊，然後和原領敕諭、《諸司職掌》的事跡文簿，親自帶到京師上繳，作為考察的憑據。同時規定，不論路途遠近，均限於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既不許預先離職，也不許過期遲到，都要在第二年正月朝覲皇帝，朝畢後，由吏部會同都察院進行考察，京察和外察的考核結果，報朱元璋裁定。京察與外察都被稱為“大計”。凡是在大計中受到處分的官員，以後不能再用。
考滿與考察是朱元璋整頓吏治、鞏固明王朝封建秩序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對各級官吏進行考滿與考察，總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各有各的側重點；考滿主要是與官員的升遷相聯係，而考察多以官員的罷黜為主，兩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使明初對官吏的考核製度更加完善。
在考滿與考察的過程中，朱元璋特別強調要考核出官員的實際從政能力，突出考核官員在任職期間的業績，但反對虛言浮誇，更憎惡那些欺下瞞上的作風。朱元璋提倡官員做事要廉潔奉公、盡心盡職，為人實實在在。洪武初年，朱元璋急於安定社會秩序，為恢複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因此他非常注重各級官員安撫百姓的作用，他在《大明令?吏令》中強調，以戶口增大、田野開辟作為各級地方官吏的重要職責也是考核府、州、縣各級官員的重要標準之一。明朝初年，地方官員來京朝見時，他告誡官員說：“天下剛剛平定，百姓財力俱困，就像小鳥初飛，樹苗初栽，不要拔去鳥的羽毛，撼動樹的根苗。廉潔能夠約己愛民，貪贓必會害民肥己，你們要引以為戒。”“設官為民”成為朱元璋倡廉懲貪的宗旨之一。
他一方麵嚴格地考核各級官吏，用法規約束他們，另一方麵在倡廉的同時，也考慮到養廉問題，明朝建立的前一年，即吳元年(1367年)七月，他曾任命二百三十四名郡縣官吏，並特意發給他們優厚的派遣費，如發給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匹、絹六匹、羅二匹、夏布六匹，府、州縣佐貳官為長官一半；道裏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發給知府的五分之三。朱元璋說：新授予的郡縣官，多出自布衣，為了避免他們到地方後侵擾百姓，因此賜他們道裏費等，以善其廉。可見其用心良苦。1372年(洪武五年)，他又下詔，命考核官員首先要看學校、農桑等實政。朱元璋對那些為政清廉、安撫百姓的官吏，經考核優異者，大加表彰，晉級提升。如嵩縣典吏劉某，任滿入覲，朱元璋接見他時，發現他穿得衣服非常的樸素，便對中書省大臣們講，當官的因衣食原因向老百姓搜刮的大有人在，而嵩縣典吏如此貧困，難道不是為官清廉的人嗎?於是下命以布帛賞賜給他。又如寧國知府陣灌，在地方設立學校延聘教師；訪民疾苦，禁止豪強兼並；不築堤，保民田畝；用刑寬恤，安撫百姓。朱元璋以此為榜樣，頌行全國。再如濟寧知府方克勤，鼓勵農民開墾，三年不收稅，在任期間，他墾荒興學，戶口增長數倍，一方富足，而他自己身穿布袍，十年不換，十分簡樸清廉。1375年(洪武八年)他入朝，朱元璋賜宴嘉獎。還有新化縣丞周舟，業績突出，有廉潔勤政的好名聲，被升為吏部主事，後因新化縣百姓的請求，朱元璋又命他回原縣繼續治理地方。當時這種清廉自勵，廉潔奉公的官員還有不少。1371年(洪武四年)，刑部從獄中囚犯禦史台管勾，宇文桂處得到書信百封，送交朱元璋過目，其中有一封是王升托宇文桂轉交給他兒子、平涼知縣王填的信，信中教導王填：“凡事須清心潔己，以廉自守。”又說，“讀書之人，慎勿以富貴為念。……治民為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己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朱元璋看後非常高興，認為王升是位善教者，在貪風遍布之中，能看到這種家訓，更難能可貴。朱元璋為王升這種勸善懲惡，移風易俗的品質所感動，於是下令中書省遺使帶詔書前往宣諭，將其釋放，並賜白金一百兩，絹十匹，附送王川椒五斤，以表彰其賢良。同時，又命免其全家徭役。朱元璋破格提拔王興宗一事也很典型。龍鳳七年(1361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後，任命自隸出身的王興宗為金華知縣，當時文武重臣李善長等表示反對，認為王興宗出身微賤，難當此任。朱元璋認為：王興宗跟隨自己多年，此人勤廉能斷，一般人比不上他。果然王興宗任職三年，政績卓著，遠近聞名。朱元璋又升他為南昌通判，不久又改任嵩州知州，再遷懷定知府。有一年，地方官入覲朝見，朱元璋逐個考問，輪到了王興宗，明太祖說此人公勤不貪，不須問，又任命他做蘇州知府。1377年(洪武十年)，朱元璋又升他為河南布政使，成為封疆大吏。1387年(洪武十六年)，國子監生陶墾仲被朱元璋任命為監察禦史，他為人清廉正派，彈劾從不避權貴，他曾彈劾刑部尚書開濟違法亂紀行為，使開濟伏法被誅。隨後，朱元璋提升他為福建按察使，到任後，又誅殺貪官汙吏十人。他興學勸士，撫恤軍民，鼓勵農桑，政績卓著，朱元璋為此下詔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