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猛政治國，是朱元璋後來的管理之道。雖說維護政權需要凶猛的措施，但波及麵過廣，殺人過多，這無疑是朱元璋的敗筆。觀諸功臣大將的下場，真是讓人心酸讓人憂……
一 借刀殺人，廢除丞相製度
胡惟庸，定遠人。他在和州投奔朱元璋，是渡江前的淮西舊人。占領集慶後，由元帥府宣使轉寧國縣主簿，升知縣，遷吉安府通判，擢湖廣按察司僉事。這時，他利用同鄉關係，攀結上了李善長，遂於吳元年(1367年)被推薦為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洪武三年(1370年)入中書省任參知政事，為李善長心腹。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長罷相，汪廣洋提升右丞相，胡惟庸接替汪廣洋右丞職務，成為中書省二號人物。洪武六年(1373年)，汪廣洋左遷廣東參政，胡惟庸遞補右丞相，很快升任左丞相，坐上了中書省第一把金交椅。
胡惟庸的才幹和效率讓朱元璋省去了不少精力。朱元璋想到的事情，吩咐下去，馬上就能照辦。胡因而博得朱元璋的倚重和寵信，然而胡惟庸是有相才無相氣，又足以壞人大事的那種人。他熱衷權勢，“寧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無權”，是他堅守的信條。他曲意奉上，千方百計討得皇帝的恩寵。從洪武六年到十年，五年之間獨任首相。大小政務，朱元璋都交他去處理。他在相當程度上掌握著生殺罷免之權。許多想求官想升官的，落職後想複職的朝野文武，都奔走在他的門下，各種金帛、名馬、玩好的賄賂不計其數。胡惟庸還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小小恩怨都記在心上。他有兩個死對頭。一個是劉基，另一個是徐達。
洪武七年(1374年)，劉基在家聽說胡惟庸被任命為首相，感到十分憂慮，他預言國家百姓難逃一場災難，憂憤地說道：“使我言不驗，蒼生之福也。”這話輾轉傳到胡惟庸耳朵裏。五年前他與劉基有場舊公案，又在心中翻騰，他在尋找時機報複。恰在這時，又有一件事激怒了他。原來在青田縣南170裏處有一個叫淡洋的地方，地勢險要，又與瑞安縣交界，常常是私鹽販子、逃軍、躲避賦役的人們的藏身之所。方國珍當初就以此為根據地，構成地方治安的一個隱患。早在洪武三年，劉基的長子劉璉去京城看望父親的時候，就奏請在這裏設立巡檢司，盤查來往行人。經朱元璋親自批準，第二年正式設立。洪武六年，這裏發生周黨山所領導的山民暴動。地方官害怕獲罪，隱瞞不報，劉基就派劉璉去京城。劉基的兒子劉璉、劉憬和宋濂的兒子宋燧等人同太子朱標等自幼一起長大，很受朱元璋的喜愛，與朱元璋有一種家人的關係，因此可隨時麵見皇帝。或者也因為劉基與胡惟庸的芥蒂，劉璉竟至越過了胡惟庸，直接向皇帝作了彙報。這就使胡惟庸更為疑心，更為惱火，便決計借這個題目進行報複。他唆使地方官上了一個奏章，說劉基看準了淡洋這個地方有王氣，一心想得到它作為墓地。百姓不願意給，他就請求設立巡檢司，驅逐了百姓。胡惟庸也真夠聰明，擇的這個題目果真說到了朱元璋的心痛處。劉基就是這樣一個學貫天人智慧而神秘的人物。他既能以種種神妙的術數輔佐我朱元璋，那為什麼不可以為自己的子孫著想?不管所奏的事真也罷，假也罷，總得設法開銷了這個老頭子。於是下詔降罰，先剝奪了劉基的俸祿。
劉基對這種飛來之災不曾料到，殺頭滅門之禍就在眼前。考慮再三，他帶領兒子劉璉趕往京師。沒有一句辯白，一句埋怨，隻是向皇帝謝罪，隻是說因為罪臣冒犯，惹皇上生氣，實在是罪該萬死。這樣以來，反倒使朱皇帝無從下手了。他原本設想劉基一旦申冤辯誣，就治他個潔己誣人，已是國非之罪。現在卻無所借口。後來朱元璋在洪武八年給劉基的《賜歸老青田詔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朕聞古人有雲：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正是這種“皇帝聖明，罪臣當誅”的忠君的以退為守的策略，喚起了朱元璋愛虛榮做明君的一半心理，而把那要威風、濫殺人的一半擱起。
劉基度過險關。皇帝的猜忌沒有解除。胡惟庸勢炎薰灼，迫害隨時可至。他留京無益，回鄉不敢，隻有掩門獨坐，形影相吊。但生性的剛毅和倔強，又使他充滿信心，對自己堂堂正正的一生，始終不悔。他哪裏知道，朱元璋正在通過他的政敵的手致他以死地。
劉基這時候已是64歲高齡，他頭發半白，齒搖竇露，耳聾眼花，腳下遲重，左手麻痹蜷攣，呈現龍鍾老態。經過此次事變更加百病纏身。就這樣，胡惟庸仍不放過他。他故意對劉基表示親近，時常去床前探問。大概朱元璋看出了胡惟庸的心跡，就命胡惟庸攜帶醫生前往治療。吃了這個禦醫的藥，劉基覺得腹中慢慢漲大，心下疑惑，就把情況告訴了朱元璋，說：“皇上，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擔諒著不好。”朱元璋卻是心不在焉。三個月後，朱元璋特地派人去探問，回說沒有好轉的希望，心下一塊石頭才落了地。遂頒一道詔書，命他回家安養去吧。劉基於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抵家，四月十六日就因慢性藥物中毒而死亡，享年65歲。臨終前，他囑咐把屍骨焚化，不要安葬，這顯然是要解除朱元璋的疑忌，保全他的家庭。同時把自己保藏的《觀象》、《玩占》等天文書交給長子劉璉，說：“我死後，趕緊送給皇上，萬勿泄漏。”又將遺表交給次子劉憬說：“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聯絡。我欲為表上之，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此密奏之。”劉伯溫對皇上，對大明王朝獻出了他的全部智慧和忠心。
盡管朱元璋對劉基曾經是死而後安，但聽到劉璉報告劉基至死不渝的忠誠，也不免有些動容。為了安慰劉基的在天之靈，也是為了慰平自己的心裏創傷，他希望劉璉能留在京城做官。劉璉請求為父親守三年孝，朱元璋允許了。到洪武十年七月，朱元璋命劉璉作考功監丞，很快擢為監察禦史，第二年升為江西參政。洪武十二年六月，被胡惟庸黨羽逼迫而死，年僅32歲。
除掉了劉基，胡惟庸更加肆無忌憚。有個不怕死的禦史韓宜可上章彈劾胡惟庸和他的同黨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台端，擅作威福。請斬其首以謝天下。”朱元璋大怒，以排陷大臣的罪名逮進錦衣衛監獄。朝臣們更加凜凜不敢言。他們有的找到徐達，希望他能在皇帝麵前反映些真實情況。徐達知道胡惟庸也正在打他的主意。本不想惹事，但靜觀皇帝的意思，看來對胡惟庸也未必就是那麼寵信不疑。於是在與皇帝的一次尋常談論中順便提起提防大臣專擅的問題。朱元璋未置可否。可這話很快傳到胡惟庸那裏。胡惟庸知道朱元璋對這班勳臣武將懷有戒心，利用這個縫隙，徐達這棵大樹也不是不能搬倒的。關鍵是抓住把柄，搞到證據。他因而買通了徐達的看門老仆福壽，讓他提供情報，或幹脆乘機幹掉他。福壽表麵答應，暗中卻向徐達通報了消息，徐達處處提防，靜觀時局變化。
對胡惟庸的專擅，朱元璋早有所警覺，他不僅要觀察胡惟庸，還要觀察他的黨羽，觀察滿朝文武。他自信任憑胡惟庸興風作浪，也不會逃出他的掌握之中。洪武十年(1377年)，他“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就是說，可以繞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上書。有一個儒士提出異議，認為考之曆朝典故，還是由中書省上達為好，受到朱元璋斥責。洪武四年，朱元璋取的明朝第一個狀元吳伯宗，因為不依附於胡惟庸被貶到鳳陽屯種，靠著上書直達禦前之命，密奏胡惟庸專恣不法，提出他獨任首相，終為國家之患。朱元璋遂把他從鳳陽召回。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升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同時任命禦史大夫汪廣洋為右丞相，以圖牽製。洪武十一年(1378年)三月，他又明確告誡：“胡元之世，中書專政，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致民情不通，以至大亂，深可為戒。”因命禮部規定奏章格式，禁止天下奏呈關白(以副本通報)中書省。顯然這是在向胡惟庸等人敲起警鍾。
洪武十一年的錢蘇事件，更是朱元璋有意放出的一個信號。洪武九年，皇帝因星變求直言，常熟儒士錢蘇持一封密奏入京，丞相胡惟庸首先接見了他，這位錢學士見了胡丞相竟不下拜，旁邊的人斥責他，他說：“我是來向天子上書的，豈有未拜天子先拜宰相的道理?”惟庸一笑置之，道：“說的是。”朱元璋看過他的奏章，很讚賞他的才學，命令在中書省安排職務。錢蘇再見胡惟庸，禮數很周到，胡惟庸卻正眼不顧，打發他到南京後湖荒僻之地看守檔案去了。洪武十一年五月，舊元幼主愛猷識理達臘病亡，翰林院所撰祭文朱元璋都不滿意，便出榜懸構。錢蘇應詔撰進，內有雲：“朕之得，複我中國之故有之失，充其沙漠之本元。”使朱元璋拍案叫絕，立即召見。問他一向在那裏供職。答雲：“在後湖架閣庫校對簿書。”朱元璋想，這不是連實習監生都不願意去的地方嗎?於是說道：“是不是丞相對你不大滿意啊!那這樣吧，我直接安排你個職位。”錢蘇表示，近來身體有病，恐怕不能為皇上效力，朱元璋說：“那也好，你就回家去養病吧。不過，這一路也要為朕做些事情。在經過沿途所在州縣時，你可以直入大堂，南向而坐，向所在官員傳朕的旨意：‘皇帝敕爾，善辟田裏。養老恤孤，無忌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錢蘇拜謝而出，一路風光地回到家鄉，出了鬱悶心中幾年的窩囊氣。據說，句容縣令很好地招待了錢蘇，卻沒有向皇帝彙報，丹陽縣令一方麵給予禮敬，一方麵密報此事，以防有詐。朱元璋想來沒有給錢蘇符驗，是個疏忽，便命補給信符。同時，表揚丹陽縣令的小心慎密，而訓斥了句容縣不予奏報。
洪武十二年(1379年)，種種跡象表明，朱元璋在中書省問題上將有重大行動。這年六月，他將吉安侯陸中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從集中練兵地臨清逮回南京。其中陸仲亨與胡惟庸關係密切。七月，將李文忠從平息吐藩叛亂的西北前線調回京城，提督大都督府。八月，頒布一項優待官吏的條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退休)還鄉者，複其家(免除全家徭役)，終身無所與。其居鄉裏，惟與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與外祖及妻家，亦敘尊卑。如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官位)，爵同序齒(年歲)。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淩侮者，論如律、著為令。”讀書士人一日為官，終身為尊，這樣的優待是古來所沒有的。
這顯然是拉攏和收買的政策。十一月朱元璋借褒獎征西功勞的名義，又進封了一批將領的爵位，使前方將士情緒穩定而鼓舞。正在這時，一件小事引發了朱元璋和胡惟庸的衝突。原來，胡惟庸的兒子是個惡少。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中打馬飛奔，前麵突然受阻，馬立而起，將這位胡衙內掀了下來。恰巧這時，麵前有輛車駛過，胡衙內就作了輪下之鬼。胡惟庸聞訊，不由分說將車夫打死。消息傳到朱元璋那裏，使他對胡家專橫跋扈欺壓百姓有了更深的認識，這就更激起了朱元璋怒火，除掉胡惟庸的決心已不可動搖。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又發生了占城國使臣入貢事件。這月，占城國使臣陽須文旦向明王朝進表彰和象馬等貢品，中書省沒有按時奏報。宦官將見到占城使臣的消息報給元璋，朱元璋大怒，責問道：“朕居中國，撫四夷，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爾等泛然若罔聞。為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就應當如此嗎?”胡惟庸、汪廣洋叩頭謝罪，而言語之間又把責任推給了禮部。朱元璋不由分說，把胡惟庸、汪廣洋及禮部堂官都下了獄。
兩丞相同時下獄，朝中氣氛相當緊張，禦史們這才一擁而上，攻擊胡惟庸擅權植黨，禍亂朝廷。禦史中丞徐節為自保計，在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提出了胡惟庸毒死劉基的事，並且說：“這件事當時的禦史大夫汪廣洋應該知情。”朱元璋對這事很敏感，於是提問汪廣洋，汪廣洋說沒有此事，朱元璋正要借這個機會清洗他，便問了汪廣洋一個朋黨包庇之罪，將汪廣洋貶謫海南。汪廣洋離京之後，朱元璋又改變主意，派遣使臣宣布敕旨將他處死。殺汪廣洋的時候，他的一個隨行小妾陳氏走投無路，也自刎殉夫而死，朱元璋問起這個小妾的身世，卻原來是官奴婢罪犯陳知縣之女。朱元璋聽到後大怒，說道：“沒官婦女隻賞給功臣之家，文臣何以得給，他們把朝廷法度置於何地?”乃令刑部等衙門推問，胡惟庸及六部衙門官員都牽連坐罪。禦史中丞徐節在獄中被誘逼揭發胡惟庸。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徐節突然決定死中求生，編織了一個胡惟庸結黨造反的口供。這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於是按名逮捕，輾轉審問，指供誘供。舉朝上下，人人自危。凡是一個人被咬出來，他的家屬、仆從、親屬一概下獄刑訊。為防止變生意外，久拖不決，正月初六日即將左丞相胡惟庸、禦史大夫陳寧、禦史中丞徐節等一大批官員及其族黨處決，家中祖墳撤骨揚塵。徐節原指望以迎合旨意保住腦袋，豈知把自己編進死網，如何還能抽得身去。所以當舉朝文武同仇敵愾，齊聲喊打的時候，皇上也就順勢把他送進鬼門關。
朱元璋有了胡惟庸這根打人的棒子，凡是他認為暫時可以不殺的，都可以施以浩蕩聖恩，凡是認為有必要重新處置的，都可以加以胡黨罪名，讓你死有餘辜。這個案子從洪武十二年起，不斷延長。它大體經過了洪武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幾個階段。二十六年(1393年)藍玉案也可以看作是胡案的延伸。一般把藍玉案獨立看待。
到洪武十三四年，已殺了一萬五千多人。中書省及有關官吏幾乎無不牽連，各地有仇怨的人，往往互相告發是胡黨，而一經告發攀染，便立即抄沒家產，收監刑訊。江南不少富室也再次被羅織進來。一些橫行不法，為害地方的豪強遭到了報複，也有一部分夾著尾巴做人的富家大戶被推入陷阱。如以孝義聞名的浙江浦江鄭氏六兄弟也被攀為胡黨。這件事驚動了朱元璋。他把鄭氏兄弟從獄中放出來，親自召見慰問，對身邊大臣說：“像鄭氏兄弟這樣的忠義之家，怎麼可能跟著別人造反作亂呢?”接著任命鄭浞為福建布政參司參議。作為忠義的榜樣，義門鄭氏被朱元璋特赦釋放了，不消說，其他富室凡被牽連的，無一幸免。
遭遇這次災難的還有著名人物，朱元璋的文學顧問宋濂。洪武十年正月，宋濂68歲，以年老致仕，朱元璋賞賜他一部《禦製文集》，還有許多漂亮絲綢，說道：“三十二年後，把這綺帛做百歲衣吧!”宋濂感動得老淚縱橫。宋濂回鄉後，不置田產，不談朝政，唯以纂述授徒為樂。每年九月，他都長途跋涉去南京為朱元璋祝壽。洪武十二年九月，宋濂在南京陪元璋登文樓，一個步子踉蹌，摔倒在地。朱元璋看他實在是太老了，就命他明年不要再來了。洪武十三年萬壽節，因為胡惟庸的案子搞得滿朝緊張，朱元璋就想起往年與宋濂一起談天敘舊、飲酒賦詩的快活來。他把去年同宋濂說過的“不必再來”的茬口給忘掉了。於是命人潛往金華暗訪。事有湊巧，來人正見宋濂與鄉間朋友飲酒賦詩。這個情形一奏上去，朱元璋立時感到受了宋濂幾十年的欺騙與捉弄，恨不能立即剝了他的皮。於是問刑部，宋氏叔侄與胡黨有沒有關係。刑部心領神會，洪武十三年十二月，宋慎羅列胡黨，被逮捕處死。宋慎的叔叔中書舍人宋濂也將連坐被殺。緊接著，派人抄了宋濂家，將宋濂連同他的妻小仆婦一繩子拴到南京。命令將宋濂立即處死。馬皇後和太子朱標聽到消息都趕緊說情。馬皇後說：“民間為孩子請一個先生，還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教太子諸王，怎忍心殺他。況且，宋先生致仕家居，哪裏知道朝廷裏邊的事?”朱元璋自然不肯聽。這天，馬皇後陪朱元璋吃飯，不用酒，也不吃肉，朱元璋問是怎麼回事，皇後說：“妾為宋先生作福事。”元璋聽了，也有些動情，便放下筷子，起身離去。看在老妻的分上，朱元璋饒了這個71歲的老頭，把他流放到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宋濂枷鎖鋃鐺勉強挨到夔州，憂病成疾。他走進一座寺廟裏用擅抖的手打一個繩結，了卻了自己的殘生。
然而，朱元璋在胡惟庸的案子中，是文武有別的。在審問的胡黨口供中，凡是牽涉到中書省及各部院衙門的，都被元璋一概殺戮，而凡是涉及到武將謀反的，他不管信與不信，卻一概寬宥了。就像陸仲亨、費聚這樣的“首犯”、“要犯”都赦免了。當朝大臣為了表示同叛逆的不共戴天、同仇敵愾，紛紛要求處死陸仲亨等人。朱元璋說：“當年陸仲亨17歲，父母兄弟都死了，怕被亂兵掠去，揣著一升麥子藏在亂草中間，我率隊伍經過，喊他：跟我來吧，便跟了我。而後南征北戰，拜將封侯。這些都是最早跟了我的手足心腹。我不忍治他們的罪，就不要再追究了。”很明顯，這個時候，朱元璋不想牽連功臣宿將。果然，攀咬武人的口供越來越少了，武將們緊張的心緒漸漸平定下來。朱元璋此時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中書省和中書丞相的問題。
洪武十二年九月，胡惟庸、汪廣洋等人下獄，十二月殺死汪廣洋。十三年正月初二，禦史中丞徐節告胡惟庸謀反，正月初六處死胡惟庸等人。第二天，正月初七，他向群臣宣布：革去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前、後、左、右、中五軍都督府。從此廢止了代皇帝行使權力的丞相製度，提高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它由對中書省和丞相負責，改為直接對皇帝負責。作為最高軍事機關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使權力分散，避免了軍權在武人手中過於集中，便利了皇帝的控製。加上都察院(由禦史台改)的監督就構成了中央府、部、院三個互相製衡又分別對皇帝負責的權力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