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強調的是：孔子也是個情感正常的人，他和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不排斥中聽的假話，甚至不憚於坦言自己的色厲內荏。尤其在對“命運”的態度上。對於愛徒伯牛染惡疾將喪的悲劇，孔子像個束手無策的父親那樣把這一切歸於“命”；而對於人生中貧富窮達之類的際遇，孔子也明確表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實際上，這仍然是歸結為“天命”的。在孔子看來，“命”固然原出於天，但卻如我上文所言落實並表現於人，是人生中最無可奈何的趨勢，也是天對人的一種最根本的限製與限定。聯係到孔子大半生周遊七十餘國卻始終不遇的經曆，所謂“天命”，對孔子來說無非是一種來自“上天”的酷刑或懲罰——這與我們熟悉的普通百姓因對天命的忍讓而自發喊出的詰責並無兩樣！
我們熟悉的有關命運的場景無非兩個。一是駱駝祥子那樣的人物眼睜睜地任由繁重的勞作摧毀自己的健康和對未來生活的希望，情不自禁地囁嚅道：“這就是命！這就是命！”再有就是崇禎皇帝那樣的角色，留戀地望上一眼烽火連天的祖宗基業，憤而疾呼：“天要亡我！
天要亡我！”第一種場景正史不會記載，但我們都再熟悉不過；第二種場景正史一般會留下有意歪曲的痕跡，畢竟修史的總是成者王侯。
消極的境遇我們會把罪責推脫給命運，適逢順境，我們卻把感激命運忘了個底兒掉！好比打開電視看新聞，啥事辦妥了就大可以“感謝黨的領導和政府的支持”，啥事辦砸了就“百年一遇”或者“至今仍是世界難題”——當今中國，拯救公信力的往往是概率的存在和文化的缺環。我們為什麼不感激命運？很簡單，儒家早就在社會倫理的窗台為命運找到了安放的合適位置——像很多文化符號一樣，既不礙手礙腳又確保招之即來。壞事諸如顏回去世，孔子談到總不忘強調“天喪予”；孔子不信上天會廢王道，以致董仲舒演繹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應付得來的，孔子強調“不怨天，不尤人”，並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道德境界（馮友蘭語）”坦然地麵對人生中的坎坷和遭際。
但請注意：孔子對“道不行”的終極抵抗是“乘桴浮於海”，而不是為之殉葬！無疑：“天”在原始儒家看來是善惡因緣的最高仲裁者，否則也不會動不動就把悲劇的賬算到“天命”的頭上。無需論證的是“善惡因緣”尚且達不到信仰的層次，按我們習慣的解釋：信仰的存在就是用於突破善惡因緣的羈絆，使個體的人充滿了“人群的使命感”，變得異常邪乎而刀槍不入，甚至啃噬糖衣扔掉炮彈且繼續坐穩他烈士的角色！中國人信了兩千多年的儒家，所以我們始終停留在對人間百事的裁判，而達不到如佛家那樣站在人群之外“不惹塵埃”地看世界——不走出花花世界的功名利祿就休想建立真正意義上我們都認可的信仰！所以，中國人不信命運，或者說隻在必要的時候信；中國人沒有信仰，自古拿活的牛馬不如當作是活的盲目，拿活的盲目當作道德淪喪的借口。連孟德斯鳩都說：“在中國，欺騙是合法的。”我們在功利境界仰著脖子談道德，和叢林深處茹毛飲血的土著憑著味蕾的幻覺猜測莎士比亞的鹹淡並無區別。
好一座危樓！我看到的是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中“命運”因子的遊離。它四處討好，但處處不招待見。尤其在今天，“時宜明月時宜風”對於本土文化而言絕不是好事，摒棄無限度的兼容、在信仰和道德間找到一個脆弱的平衡是我們要思考的大事，其必要性遠在張羅幾場世界盛會之上。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擅自再加上半句：小心與你推杯換盞的賓客。這是說給急需“去美國化”的中國人聽的，我們在自己的文化尚未完成反思之前就下手改造，盲腸固然切除了，心肝脾肺腎卻也都遭受了相當規模的摧殘。《天下第一樓》是好戲，不妨把你聚焦在歐美日韓潮流上的關注點移開，在這裏停一停，也醒一醒。
2011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