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氣質方麵說，一某事物之氣質或氣稟，未必能使其氣質之性，充分合乎其義理之性，未必能充分實現其理，上文已說。人所有對於人之性之氣質或氣稟，因人而殊。有能使其氣質之性充分合乎人之義理之性者，有不能使其氣質之性充分合乎人之義理之性者。所以人有賢愚善惡之不齊。關於這一點，程朱已看清楚。明道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所說氣謂氣質或氣稟；此所說性謂人之義理之性，即人之理。必二者兼論，然後性善之說，始可以無困難。蓋若不論氣質，則關於人之所以有不善，甚難解釋。兼氣質與義理之性，則我們可說義理之性是善，但關於人之所以有小善，亦有充分的解釋。所以朱子說：“氣質之說，大有功於聖門。自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泯矣。”
但我們上所說之另一端，程朱尚未注意到。我們於上文說過，一切事物，均有正性與輔性。人之性是人之正性，但人亦有許多輔性。人不僅是人，而且是動物，是生物，是物。人於所有人之性之外，尚有一切動物，一切生物，一切物，所同有之性，此即我們所謂人所有之性。此亦是一切人所同有者，但不是人之正性，而是其輔性。人在此諸方麵亦均有其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及氣質或氣稟。例如人在其是動物之方麵，其義理之性即動物之理；其氣質之性，即其所實際地依照於動物之理者、其氣質或氣稟即人在其是動物之方麵所有之某種結構，以實現其動物之理者。就動物之理之本身說，可說是無善無惡的，亦可說是至善的，就人在其是動物方麵之氣質之性說，其能十分地充分合乎動物之理者，是十分地善，否則不是十分地善。就其關於此方麵之氣質或氣稟說，能使其氣質之性充分合乎其理者，能充分實現其理者，是善，否則是不善或惡。關於人所有之其他諸性，如生物之性、物之性等，亦均如此例推。
此是從真際或實際之觀點看。若從社會之觀點看，或從人之所以為人者之觀點看，則如從人所有之性所發之事，與從人之性所發之事有衝突時，則從人所有之性所發之事是不道德的。例如好生惡死，是根於人所有之生物之性，凡是生物，都是好生惡死的。由此發出之行為，即求生避死。若此行為不與由人之性發出之行為，發生衝突，則此行為是無所謂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但有時求生避死之行為，與由人之性所應發之行為有衝突，如此則此求生避死之行為，是不道德的。已往及現在曆史中有許多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行為。這些行為，皆是舍棄從人所有之生物之性所應發出之行為，而取從人之性所發出之行為。如舍棄應從人之性所發出之行為，而取從人所有之生物之性所發出之行為，則其行為是不道德的。我們於此，必以人之性為標準，以判定是非，因為人之性是人之正性。若欲是人，則必順人之正性，不順其輔性。人所有之性，雖其本身不是不道德的，但有些不道德的行為，足從這些人所有之性發出者。所以人所有之性，從人之所以為人者之觀點看，亦是道德的惡之起源。
我們說從人所有之性發出之事與從人之性發出之事有衝突時，而不說人所有之性與人之性有衝突時，因為人所有之性與人之性在根本上是無衝突的。不但無衝突，人之性之有涵蘊人所有之物之性，生物之性，動物之性等之有。但由其所發生之事，則有衝突之時，如以上所舉之例。
在有許多時候，從人所有之性所發出之事之所以是不道德的者，並不是與人之性所發出之事有衝突，而是與某種社會之理所規定之規律相衝突。如係此種情形，則此種事在別種社會內，即可以不是不道德的。
從一個人所有之性所發出之事，如與從人之性所發出之事有衝突時，亦是不道德的。所以一個人所有之性，亦是道德的惡之起源。此諸性非一切人所共有者，所以在根本上即有與人之性衝突者。
（選自《新理學》，1939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