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胠篋》說：“蹠之徒問於蹠曰：‘盜亦有道乎？’蹠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蹠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此所謂道，即我們所謂道德。照此說法，我們可以做道德的事以達到不道德的目的，而且有些不道德的目的非做道德的事不能達到。所謂“為之仁義而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竊仁義者為大盜；且非竊仁義不能為大盜。所以從此觀點看，必絕聖知，廢仁義，大盜乃可止。
照此說法，道德的事，可以是不道德的，可以有不道德的道德。此說雖似奇突，但於道德之實際的用處，則所見甚明。一社會如能組成，其中之分子，必依照社會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以行動。此種行動是道德的。蹠之團體，亦是一社會，此社會如能成立，則其中之分子，必有入先，出後，分均等道德的事。必如此，此社會始可成立。但於此社會既成之後，此社會可以做道德的事或不道德的事。正如科學的發明，可用以做有益於人生之事，亦可用以作戰爭及盜賊的工具。於是遂有以為須廢棄科學以減少戰爭及盜賊者。科學的發明，可以用於不道德的用途，此易於了解，因科學之本身，對於道德或不道德是中立的，其發明之應用，自然無所不可。但道德之本身，即是道德的，何以能有不道德的用途？何以能有不道德的道德？此似難於了解。
但依我們上麵的說法，此亦不難了解。社會有其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為構成社會之分子所必依照以行動者。凡依照此規律以行動者，其行動是道德的；反之，則其行動是不道德的。但一社會之上，可有另一較高的社會，一社會之自身是一社會，但同時又是其較高的社會之構成分子。若此社會之行動，不依照其較高的社會所依照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時，則此社會之行動是不道德的。但構成此社會之分子之行動，則係依照此社會所依照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所以是道德的。例如盜蹠所率領之團體，其本身係一社會。其中之分子之行為，若出後，入先等，係依照其社會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者，所以是道德的。但其社會所作之盜賊的行為，對於其所屬於之較高的社會說，則是違反其所依照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所以是不道德的。又如在一國之內，殺人為最大的不道德，但兩國交戰，殺敵又是最大的道德。但若從一較國更高之社會之觀點看，則負戰爭責任之國家，其戰爭行為，又是不道德的。
由此可知，一種行為，無論其為個人的或團體的，若不站在其所屬於之社會之觀點看，則無所謂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例之最明顯者，即如上所說，國家之行為。不承認國之上有更高的社會者，以為國家之行為，不入於道德的判斷之內。蓋國之上既無更高的社會，則國之行為，無所謂合乎一社會所依照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與否，所以亦無所謂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凡以為國之行為，可以是不道德的者，皆係從一超乎國之上之另一較高的社會之觀點說。實際上此較高的社會尚未完全成立。國之行為，尚不能完全入於道德的判斷範圍之內者，正因此也。雖然如此，在現在世界中，所有國家，無論其是否負戰爭責任，皆不願承認其負戰爭責任。此可見超乎國之上之更高的社會之觀點，已漸為一般人所承認矣。若不承認此觀點，則一國家對於其自己之行為，盡可不必有所說明辯護，而隻需說“我所以如此，隻因我願如此”即可。但在現在的世界中，已無國家願如此說。
照以上的說法，我們可見：並不能有所謂不道德的道德。一道德的行為，總是一道德的行為。其似可以是不道德的，如《莊子·胠篋》所說者，並不是此道德的行為是不道德的，而是有此道德的行為之人所屬於之社會之行為是不道德的。負戰爭責任之國家之戰爭行為，若從一較高的社會之觀點看，是不道德的。但其勇敢的兵士之行為，還是道德的。
（選自《新理學》，1939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