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古的，都是好的，這固然是舊日的人的一種錯誤的見解，但舊日的人持這一種見解，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以文藝作品為例說，現存的古代文藝作品，實在都是好的。不過這並不是因為古人“得天獨厚”，如舊日的人所說者，而是因為這些作品都已經過時間的選擇。古代並非沒有壞的文藝作品，我們可以說，其壞的作品，至少與現在一樣多。不過那些作品，都經不起時間淘汰，而早已到了它們應該到的地方，那即是字紙簍。時間是一位最公平的大選家，經過它的法眼以後，未經它淘汰的，都是好的作品。所以現在留下的古代文藝作品，都是好的，沒有壞的。所謂“抗誌希古”者，就文藝方麵說，即是我們寫作，須以經過時間選擇的作品為法，我們衡量我們的作品，亦須以這些作品為標準。如果一個人能以韓退之的或蘇東坡的作品，為衡量他的作品的標準，他即可見，他的作品，如不能達到此標準，即使能在某學校內得到一百分，這一百分實在是不算什麼的。如果他有如此的見識，即在某學校內得了一百分，他也決不會誌得意滿。
即使一個人已能做出如韓退之的，或蘇東坡的文藝作品，他還可見，於這些作品之上，還有文藝作品的理想標準，以此標準為標準，即曆史上大作家的作品，也還不能都是盡善盡美。大作家於創作時，往往因為一兩字的修改，弄得神魂顛倒。可見文藝作品的理想標準，如非不可及，亦是極不易及的。
以上雖隻舉文藝作品為例，但我們可以說，在人事的各方麵，都有如以上所說的情形。舊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仍就文藝方麵說，以文藝作品的理想的標準為法者，可以成為大作家，如韓蘇等。但如以韓蘇為法者，則對於韓蘇隻有不及，不能超過。至於以未經時間淘汰的作品為法者，則其成就，必定是“每況愈下”。
有高見識者，凡事均取法乎上。既均取法乎上，所以他對於他自己的成就，常覺得不及標準，而自感不足。程伊川說：“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以上文之例說之，知學校內定分數的標準，不過是一種標準，是識長也。因此即不以一百分自滿，是量長也。所謂量即是容量的意思。器小易盈即是量小。量隨識長者，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再就放眼界說。人之所以少有所得，即誌得意滿者，往往亦由於眼界不闊，胸襟不廣。一個三家村裏的教書匠，在他村裏，在知識方麵，坐第一把交椅，他即自命不凡，自以為不可一世。這是由於他的眼界隻拘於他的一村以內的緣故。他的眼界既窄，胸襟自然亦狹，所以亦是“器小易盈”。他若能將他的眼界放至他的村外，以及於一鄉，一縣，他即可知，他的知識，實在有限，而在三家村裏坐第一把交椅，實在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若一個人能將他眼界放至與宇宙一樣大，他即可見，雖有蓋世功名，亦不過如太空中一點微塵。他若有這等眼界，他自然不期謙虛，而自然謙虛，不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莊子·秋水》篇說：“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莊子·則陽》篇說：“遊心於無窮。”宇宙是無窮，把自己的眼界推到與宇宙同大，亦是一種“遊心於無窮”。在這樣大的眼界中，無論怎麼大的事業學問，都成為渺小無足道的東西了。這些渺小無足道的東西，自然不足介於胸中。胸中無足介者，即所謂胸懷灑落。有如此的眼界，如此的胸襟者，不但自然謙虛，自然不驕盈，而實在是對於如此的人，驕盈謙虛，都不必說了。
《莊子·逍遙遊》說：“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莊子·大宗師》說：“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爐捶之間耳。”為什麼堯一見四子，即喪其天下呢？為什麼許由爐捶之間，可使無莊失其美，據梁失其力，黃帝亡其知呢？因為四子許由，有一種最大的眼界，最闊的胸襟，使見他們的人，馬上覺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所有的過人之處的渺小。堯本可以平治天下自鳴得意，無莊等本可以其美力等自鳴得意，但於他們的眼界擴大以後，他們即可知他們所有的過人之處，實在是不足道的。
這是莊學的最高義中的一點。宋明儒亦有此類的說法。程明道說：“泰山為高矣，然泰山頂上，亦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隻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象山《語錄》中謂：象山“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有了朱元晦、陸子靜，天地不添得些子，無了亦不減得些子，則朱元晦、陸子靜之泰山喬嶽，亦不過如太空中一點浮雲，又有何驕盈之可言？
或可問：若凡事都從與宇宙同大的眼界看，則人生中的事，豈不是皆不值一做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我們於“為無為”中說，我們做事，有些事是無所為而為，有些事是有所為而為。就無所為而為的事說，有些事是我們的興趣之所在。我們做這些事，是隨著我們的興趣，至於這些事是值得做或不值得做，對於我們，本來是不成問題的。譬如小孩騎竹馬，他隻是願騎則騎而已，他不問竹馬值得騎或不值得騎，實亦不必問值得騎或不值得騎也。有些事是我們的義務之所在。我們做這些事，是實踐我們的義務。每個人皆要生活，要生活則不得不盡生活中的義務。若問生活中的義務值得盡或不值得盡，則須先問，生活是值得生活或不值得生活。有些人或以為生活不值得生活，但在他未死以前，他總是要生活的，他既要生活，他即須盡其在生活中的義務。這都是就無所為而為的事說。至於就有所為而為的事說，有些人做事的所為是權利，有些人做事的所為是名譽。如他們因放大了眼界，而覺得這些所為是不值得要的，他盡可不要這些所為，不做這些事，而專做他的興趣所在及義務所在的事。這對於他，或對於社會，均隻有益處，沒有壞處。
孔子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子注說：“不與猶言不相關。”朱子《語錄》說：“不與隻是不相幹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又《語錄》中論謙卦雲：“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有些事是我們的興趣所在，或義務所在者，這些事我們自要做之。但做之而並不介意於因此而來之榮譽或富貴，此即是有天下而不與的胸襟。這種胸襟，亦惟有大眼界者，始能有之。對於有這種胸襟的人，自然亦無須說什麼謙虛或驕盈的問題。
（選自《新世訓》，1940年7月開明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