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可問：本書第一篇說尊理性，豈非教人使理性壓抑其他各方麵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於此我們說：理性的功用，並不是壓抑其他各方麵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而是指導，或節製那些要求，使其滿足，無過不及。我們說，有道德的理性，有理智的理性。先就理智的理性說，其功用是如上所說，是顯而易見的。一個人要喝酒，到哪裏去喝酒，用什麼方法去買酒，這都是要靠理性的指導。喝多少不至於妨害身體，妨害事業，這亦要靠理性的節製。如果一個人喝十杯酒，可以得到快樂，而不至於妨害身體，妨害事業，理性對於這種滿足，隻有讚助，決不禁止。所以孔夫子亦說：“惟酒無量，不及亂。”
我們於以上說人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的衝突，隻是就一個人的本身說。就社會方麵說，一個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亦可以與別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相衝突。道德的規律，對於人的要求，製定一個界限，使人與人不相衝突。就這一方麵說，則人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合乎此界限者，是合乎中，是中節。其超乎此界限者，是太過，不及此界限者，是不及。《詩序》有幾句話，說：“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發乎情”是就人的各方麵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說，“止乎禮義”是就道德的規律說。發乎情是人之性，止乎禮義是社會的製裁。社會中的人，每人都多少如此行，每人都應該完全如此行。所謂道德的理性的功用，即在於使人知道這些界限，使人的各方麵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都合乎這方麵的中。
一個社會中的人的各方麵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如皆合乎這方麵的中，則這個社會，即是一個健全的社會。一個健全的社會，亦可以說是一個和。在這一方麵，各人的各方麵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亦有相反相成，由量變到質變的情形。
人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的滿足，在其本身看，是合乎中者，但在社會方麵看，不一定是合乎中，而或者是太過，或者是不及。如其是太過，則社會必須製裁之，其個人的道德的理性，亦應製裁之。因此，常有些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要求，受到壓抑。這壓抑，就這些人的本身方麵看，是不必要的。但在社會方麵看，則是必要的。這一點常引起許多思想上的混亂。有些人常把這兩方麵的必要或不必要弄混，以為在一方麵是必要或不必要者，在其他方麵，亦是必要或不必要。這“以為”是完全錯誤的。
例如一個人的所謂領袖欲特別強，但他的才能，都很不配當領袖。就他本身方麵看，他的這欲若得不到相當的滿足，他或者要瘋。在其個人方麵看，他的領袖欲的相當滿足是合乎中，但在社會方麵看，他的領袖欲的相當滿足是太過。在這種情形下，社會隻能向他說：你的才能，不能當領袖，你若因不能當領袖而瘋，我們隻好把你送入瘋人院。社會的這種辦法，我們不能說它有什麼錯誤。
在社會方麵看，“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的要求，是應該製裁的。這種要求，宋明道學家謂之欲，或私欲，或人欲。他們說欲是惡的。這是一定不錯的，因為所謂欲者，照定義是超過道德的規律的要求，照定義它即是惡的。所以說欲是惡，實等於說，凡是不道德的是不道德的。但後來反道學的人，如戴東原等，常說：人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是不可，亦不應該壓抑的，而宋明道學家卻專愛壓抑之。所以宋明道學家是“以理殺人”，太不講人道。這種辯論，不是誤解了宋明道學家所謂欲的意義，即是陷入上所說思想上的混亂。
我們於以上說中和，是就一個人的本身說，或是就一個社會中的各個人對於社會及別個人的關係說。若就一個社會中的各種人對於社會及別種人的關係說，則亦有中和可說。此所說社會中的各種人，指社會中的操各種職業的人說。例如當學校教員的人，做生意的人，等等，皆此所謂各種人。舊說“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各行的人，即此所謂各種人。此各種人中，每種人皆有他們對於社會的權利及職分，及對於別種人的權利及職分。在普通的情形中，人對於求權利，總易偏於太過，而對於盡職分，則總易偏於不及。社會中的各種人亦是如此。他們對於要權利總易偏於太過，對於盡職分，總易偏於不及。此所謂過或不及，又是以什麼為標準呢？各種人要他們的權利，有一個界限，過了這界限即與社會中的別種人的權利，發生衝突或妨礙。這個限度，即是中，合乎這個限度的，即是得中，即是中節，超乎這個限度的，即是太過。每種人盡他們的職分，亦有一個界限，如不到這個界限，則即不能滿足社會對於這一種事的需要。這個限度即是中，合乎這個限度的即是得中，即是中節，不及這個限度的，即是不及。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各種人，要權利，盡職分，皆合乎中，則此社會，即得到和。一個社會，不是隻一種人所能組織成的。它需要許多種不同的人。它需要“異”。這些異，就其是異說，是“相反”。但他們都合在一起，方能組織成社會。就其合在一起說，是“相成”。他們的相成，靠他們的要權利，盡職分，都合乎中，以構成一個和。
或可說，這一種說法，是社會上統治階級所用以壓製被壓迫階級者。照資本家的說法，資本階級及勞工階級，都是社會，至少是社會的經濟方麵所必需的。這兩個階級，應該互相幫助，而不應互相仇視。從前亞裏士多德，對於希臘的奴隸製度，亦有類此的辯護。他說：有些人是天生隻能做工具的，有些人是天生能用工具的。能用工具的做主人，隻能做工具的做奴隸，這是最合乎天然的。在中國，孟子對於當時的貴族政治，亦有類此的辯論。孟子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照這個“通義”推下去，則社會中有一類的人永遠是“治於人”而“食人”者，有一類的人永遠是“治人”而“食於人”者。前者是被統治階級，後者是統治階級。統治階級，永遠用這一套理論，麻醉被統治者，使他們於被統治外，還要心悅誠服地讚頌統治者的聖德神功。現在我們講這一套理論，恐怕對於統治階級，有“助桀為虐”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