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在這些情形中，“所求乎子以事父”，還是可行的。一個人所以事父者，如確乎是他所希望於其子者，他的事父，總可以得到他的父的原諒，至少總可以得到一般人的原諒。一個人所希望於別人者，及其所以待人者，有些是隨社會製度的變而變的。在這些方麵，一個人所希望於別人者，及其所以待別人者，應該根據於同一種社會製度。這一點在普通的情形中，固不大成問題。但在一個所謂過渡時代中，往往有人，其所希望於人者，與其所以待別人者，不根據於同一種社會製度。他的行為，一時取這一種社會製度所規定的辦法，一時取那一種社會製度所規定的辦法，而其所取，都是合乎他自己的私利的。例如一個人，對於許多事，皆不遵奉他的父的意旨，他以為是照著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製度的辦法辦的，但是對於他父的財產，則絲毫不放鬆。如果他是長子的時候，他還可以引經據典地證明，他可以獨得，或多得他父的財產。於是他的行為又是照著以家為本位的社會製度的辦法辦的。這種行為，是不合乎忠恕之道的。他如反躬自問，他自己決不願有這種兒子。一個人對於他的上司，不願行種種禮節，自以為是要廢除階級，實行平等。但他的下屬，若對於他不行種種禮節，他又不答應了。此人是不講忠恕之道的，他的行為是不合乎“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的原則的。但一個人所希望於別人及其所以待別人者，皆一致地照著某種社會製度所規定的辦法辦，則我們雖或不讚成某種社會製度所規定的辦法，而對於此人在這些方麵的行為，仍不能不說是合乎忠恕之道。
如一個人所希望於別人者，與其所以待別人者，一時取這一種社會製度所規定的辦法，一時取那一種社會製度所規定的辦法，而其所取，都是犧牲自己，而為別人的便利。這個人的這種行為，是合乎忠恕之道的。因為“為別人便利，而犧牲自己”，亦是我所希望於別人者。所求於人者，先施之，是合乎忠恕之道的。我若有個兒子，雖不在與我同一種的社會之內，而仍照我所在的一種社會製度所規定的辦法以事我，我是更滿意的。因此我知，我若如此事我的父，我的父亦是更滿意的。
以上是就這種社會，那種社會說，以下再就這個社會，那個社會說。就某種社會說，與就某個社會說，有很大的分別。例如說資本主義的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就這種社會，那種社會說，是就某種社會說。如說中國社會，西洋社會，是就這個社會，那個社會說，是就某個社會說。
這個社會與那個社會的禮，雖俱根據於人情，而可以不同。這是由於他們對於在某方麵的人情的注重點不同。例如中國人宴客，如隻一桌，主客坐在離主人最遠的地方。西洋人宴客，則主客坐在離主人最近的地方。這差異並不是這種社會與那種社會的差異，而是這個社會與那個社會的差異。此差異雖是差異，但均合乎忠恕之道。中國宴客的坐法，使客人高高在上，乃所以尊之也。尊之是主客願意受的。西洋宴客的坐法，使主客坐在主人旁邊，乃所以親之也。親之亦是主客願意受的。我們待人或尊之，或親之，二者是不容易兼顧到的。所以說，父尊母親。所以待人或尊之，或親之，在不能兼顧的時候，二者必選其一。無論所選者為何，若使對方能了解其意，他都是要感覺快樂的。以為招待一社會的人必用其社會的一套禮，是錯誤的。
大概在西洋人的社會中，人待人是要親之，而在中國社會中，人待人是要尊之。於上所說者外，在許多別的方麵，亦可見此點。例如中國人寫信，上款寫某某仁兄、大人、閣下。稱閣下者，不敢直斥其人也，此是尊之。西洋人寫信，上款稱親愛的某先生，直斥其人而又稱之為親愛的，此是親之。在中國舊日，一個皇帝的名是聖諱，此是尊之。而西洋人則直呼其君的名，此是親之。清末人說，中國尚文，西洋尚質。尚文者對於人以尊之為貴，尚質者對於人以親之為貴。雖有此不同，尊或親均是人所願受的。所以尊人或親人，俱是合乎忠恕之道的。
由上所說，我們可以知道，忠恕之道，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以行的。範純仁說：“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此話是經驗之談，極有道理的。
（選自《新世訓》，1940年7月開明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