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們的看法，哲學乃自純思之觀點，對於經驗作理智的分析、總括及解釋，而又以名言說出之者。哲學有靠人之思與辯。
思與感相對。在西洋很早的時候，希臘哲學家已看清楚思與感之分別，在中國哲學家中，孟子說：“心之官則思。”（《孟子·告子》上）他把心與耳目之官相對待。心能思，而耳目則不能思，耳目隻能感。孟子說這段話的時候，他說及心，隻注重其能思，他說及思，亦隻注意於其道德的意義。照我們的看法，思是心之一重要的活動，但心不止能思，心亦能感。不過思與感之對比，就知識方麵說，是極重要的。我們的知識之官能可分為兩種，即能思者，與能感者。能思者是我們的理智，能感者所謂耳目之官，即其一種。
普通說到思字，總容易聯想到所謂胡思亂想之思。我們常有幻想，或所謂晝夢，在其中我們似見有許多事物，連續出現，如在心中演電影然。普通亦以之為思，然非此所謂思。幻想或晝夢，可名為想，不可名為思。思與普通所謂想象亦不同。我們於不見一方的物之時，我們可想象一方的物。但“方”則不可想象，不可感，隻可思。反過來說，一方的物，隻可為我們所感，所想象，而不可為我們所思。譬如我們見一方的物，我們說：“這是方的。”“這”是這個物，是可感的，是可想象的，但“方”則隻可思，而不可感，亦不可想象。在我們普通的言語中，我們亦常說：某某事不可想象，例如我們說：戰爭所予人之苦痛是不可想象的。這不過是說：戰爭所予人之苦痛，是我們所從未曾經驗過者；凡想象皆根據過去經驗，我們對於戰爭之苦痛，既無經驗，所以它對於我們，亦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們所從未經驗過者，並不一定是不可經驗的。而“方”則是不可經驗的。可經驗者是這個或那個方的物，而不是“方”。
思之活動，為對於經驗，作理智的分析、總括及解釋。例如我們見一方的物，我們說：“這是方的。”此一命題可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普通邏輯中所說對於命題之內涵的解釋。照這一種解釋，我們說“這是方的”，即是說“這”有“方”之性；或是說“這”是依照“方”之理者。我們剛才所說之“方”即是指“方”之理說。關於“方”之理或其他理，我們以後詳說。現隻說我們說“這是方的”之時，我們的意思，若是說“這”有方之性，則我們所以能得此命題者，即因我們的思之官能，將“這”加以分析，而見其有許多性，並於其許多性中，特提出其“方”之性，於是我們乃得到“這是方的”之命題，於是我們乃能說“這是方的”。此即所謂作理智的分析。何以謂為理智的分析？因為這種分析，隻於思中行之。思是理智的，所以說這種分析，是理智的分析。
“這是方的”之命題之另一種解釋，是普通邏輯中所謂對於命題之外延的解釋。照這種解釋，我們說“這是方的”，即是說“這”是屬於方的物之類中。依此解釋，則我們所以有此命題，乃我們知有一方的物之類。我們不知在實際中果有方的物若幹，但我們可思一方的物之類，將所有方的物，一概包括。我們並可思及一類，其類中並沒有實際的分子。此即邏輯中所謂零類或空類。例如我們可思及一絕對地方的物之類。但絕對地方的物，實際中是沒有的。我們並可思一類，其中的分子，實際中有否，我們並不知之。例如我們可思及“火星上的人”之類。我們並不知火星上果有人否，但我們可思及此類，如火星上有人，則此類即將其一概包括。此即所謂作理智的總括。何以謂為理智的總括？因為這種總括，亦惟於思中行之。
如此看來，我們的思，分析則細入毫芒；總括則貫通各時各地。程明道的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可以為我們的思詠了。因我們的思對於經驗作理智的分析及總括，我們因之對於真際有一番理智的了解，此即所謂作理智的解釋。何以謂為理智的解釋？因此解釋亦隻於思中行之，而且亦隻思能領會之。
上文說：哲學之存在，靠人之思與辯。辯是以名言辯論。哲學是說出或寫出之道理。此說出或寫出即是辯，而所以得到此道理，則由於思。有人謂：哲學所講者中有些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此點我們亦承認之。例如《新理學》第二章中所說之“真元之氣”，即絕對的料，即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第一章中所說之“大一”，亦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但真元之氣，大一，並不是哲學，並不是一種學問。真元之氣隻是真元之氣，大一隻是大一。主有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對於不可思議者，仍有思議，對於不可言說者，仍有言說。若無思議言說，則雖對於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有完全的了解，亦無哲學。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不是哲學，對於不可思議者之思議，對於不可言說者之言說，方是哲學。佛教之全部哲學，即是對於不可思議者之思議，對於不可言說者之言說。若無此，則即隻有佛教而無佛教哲學。
（選自《新理學》，1939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