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國內一般人盛提倡所謂“無所為而為”，而排斥所謂“有所為而為”。用上所說之術語言之：“有所為而為”，即是以“所為”為內有的好，以“為”為手段的好；“無所為而為”，即是純以“為”為內有的好。按說“為”之自身，本是一種內有的好。若非如老僧入定，人本來不能真正無為。人終是動物，終是要動的。所以監禁成一種刑罰，閑人常要“消閑”，常要遊戲。遊戲即是純以“為”為內有的好者。
人事非常複雜，其中固有一部分隻可認為有手段的好者；然亦有許多，於為之之際，可於“為”中得好。如此等事，我們即可以遊戲的態度做之。所謂以遊戲的態度做之者，即以“為”為內有的好，而不以之為手段的好。我們雖不能完全如所謂神仙之“遊戲人間”，然亦應多少有其意味。
不過所謂以遊戲的態度做事者，非隨便之謂。遊戲亦有隨便與認真之分，而認真遊戲每較隨便遊戲為更有趣味，為更能得到“為之好”。國棋不願與臭棋下，正因下時不能用心，不能認真故耳。以認真遊戲的態度做事，亦非做事無目的，無計劃之謂。成人之遊戲，如下棋、賽球、打獵之類，固有目的，有計劃；即爛漫天真的小孩之遊戲，如捉迷藏之類，亦何嚐無目的，無計劃？無目的，無計劃之“為”，如純粹衝動及反射運動，雖“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然以其無意識之故，於其中反不能得“為之好”。計劃即實際活動之尚未有身體的表現者，亦即“為”之一部分；目的則是“為”之意義。有目的計劃，則“為”之內容，方愈豐富。
依此所說，則欲“無所為而為”，正不必專依情感或直覺，而排斥理智。有純粹理智之活動，如學術上的研究之類，多以“為”為內有的好；而情感之發，如惱怒忿恨之類，其態度全然傾注於對象，正與純粹理智之態度相反。亞裏士多德以為人之幸福，在於其官能之自由活動，而以思考——純粹的理智活動——為最完善的，最高的活動（見所著《倫理學》）。其說亦至少有一部分之真理。功利主義固重理智，然以斥功利主義之故，而必亦斥理智，則未見其對。功利主義必有所為而為，其弊在完全以“為”為得“所為”之手段。今此所說，謂當以“所為”為“為”之意義。換言之：彼以“為”為手段的好，以“所為”為內有的好；此則以“為”為內有的好，而以“所為”為使此內有的好內容豐富之意義。彼以理智的計劃為實際的行為之手段，而此則以理智的計劃，及實際的行為，同為一“為”，而豐富其內容。所以依功利主義，人之生活，多幹燥——莊子所謂“其道太觳”——而重心偏倚在外。依此所說，則人生之生活，豐富有味，其重心穩定在內（所謂重心在內在外，用梁漱溟先生語）。
不過欲使人人皆持此態度，則頗非易事。“今也製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弗贍”，奚暇以遊戲的態度做事哉？一個跑得汗流浹背、氣喘籲籲的人力車夫，很難能以他的“為”為內有的好；非其人生觀不對，乃是勢使之然。我希望現之離開物質生活專談所謂“精神生活”者，於此留意。
（選自《一種人生觀》，1924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