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正統思想體係和維護君主專製製度的理論武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曾下令取消了學校中的讀經課程，許多地方的文廟被搗毀或改做學校，孔夫子的偶像失去了以往神聖的靈光，人們的思想開始從幾千年來的封建桎梏下解放出來。
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和民主思想嚴重地衝擊了孔孟之道和封建的特權、等級、專製觀念，引起尊孔的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名流學者、封建餘孽的強烈仇視和反對。主張君主立憲的康有為在辛亥革命後沒有徹底轉變到民主立憲的立場上來，對共和製度十分不滿，首先發難，大肆誣蔑辛亥革命後的形勢是“禮壞樂崩”，攻擊民主思想是“洪水猛獸”，叫囂“數千年中人心風俗、政治得失是非，皆在孔教中”，孔教“不能須臾離”。
陳煥章等人上書參眾兩院，要求奉孔教為國教。黎元洪、馮國璋、張勳之流積極響應，通電上書，胡說“民德日益墮落，人心日益險詐，黨爭日益激烈，倫理日益紊亂，紀綱全壞，時事愈危”。驚呼“橫流所激，根本將傾”，“循是不救，人類將滅”，“相率而為禽獸”。叫嚷要尊崇孔教，速定孔教為國教，將其載人憲法，學校一律設立崇祠．行釋奠之禮。
在他們鼓噪之下，頓時各種尊孔會社如孔教會、宗聖會、孔道會、洗心社、孔社、大成社相繼成立，鼓吹尊孔讀經的《孔教會雜誌》、《不忍》、《孔社》等刊物先後出籠，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誕辰紀念會和祀孟活動亦隨之興起。
某些外國人出於各種考慮，也投入到尊孔大合唱的行列。美國的李佳白、俄國的蓋沙令、英國的莊士敦、德國的衛禮賢、日本的有賀長雄等人都大放厥詞，與中國的尊孔人物互相呼應，鼓吹“孔教乃中國之基礎”，“中國獨一無二之根本”，“明定孔教為國教”，“對內對外，兩無遺憾”。
孔孟之道的維護者和某些外國人的狂喊亂叫，正中袁世凱下懷。他曾數次致電康有為，請其進京主持名教。其中一電說：“比者大教淩夷，橫流在目，問俗覘國，動魄驚心。匪有大哲，孰為修明？執事毅然以此自任，其於正人心、培國本之功，又豈今之從政者所可擬！”對康有為大加吹捧。他不僅對尊孔活動支持讚助、推波助瀾，而且親自做出示範，把尊孔浪潮推向高峰。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正式發布尊孔令，宣稱孔子“為刀世師表”，其學說“放之四海而皆準”，有如“日月之無傷，江河之不廢”。因此，要舉行祀孔典禮，“以表尊崇，而垂久遠”。9月3日，孔教會在國子監舉行仲秋丁祭祀孔大會，袁世凱特派梁士治為代表參加，以示支持。9月27日北京的尊孔社召開孔子誕辰紀念會，袁世凱派該社副社長饒智元為代表，在會上致詞說：“今天下人心浮氣揚，亂臣賊子遍於國中，大總統本仁義之心以平亂，本仁義之心以教民，本仁義之心以推尊孔子，更欲孔社同人本仁義之心，以宏斯教。”
袁世凱並捐贈該社經費三千元，作為“以宏斯教”的表率。10月10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孔府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特從曲阜趕到北京祝賀，並帶來孔氏世譜、闕裏聖廟碑碣拓文和前代冠服各物。
袁世凱“瞻覽之餘，益深欽仰”。11月26日，再次向全國發出尊孔告令，吹捧“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亙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氣，鹹蒙覆幬，聖學精美，莫與倫比”；聲稱“現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宣布“衍聖公”和配祀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禮典，均仍其舊。同日，授予孔令貽一等嘉禾章。
民國以來，曲阜的小“聖人”不知革命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命運，惶惶不可終日。此令一下，小“聖人”如釋重負，對袁世凱感激莫名，並死心塌地為其效力。
1914年，袁世凱加緊了帝製活動，進一步掀起尊孔熱潮。關於祀孔問題，他特別發出指示說：“孔子賅百家之精，立人倫之極，有國有家有身者，率其道則治而存，違其道則亂且亡，斷無廢祀之理。此次議禮儀節，似應與祭天一律，方昭隆重。”
1月29日，政治會議據此議決：以夏時春、秋兩丁為祀孔之日，仍從大祀，其禮節、服製、祭品與祭天一律；京師文廟由大總統主祭，各地方文廟由長官主祭。袁世凱予以批準，並通令全國執行。
祭祀孔子自漢初開始，以後曆代尊崇，明、清時禮儀兼備，至光緒末年升為大祀。袁世凱采取清末最高的禮儀，把祀孔與祀天放在同等地位，正如政事堂禮製館所說，其“崇德勸學報禮於先聖者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