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政治會議提出將原有文廟一律規複尊祟，每縣設奉祀官一員，管理廟務和祭祀，星期日開放明倫堂，集合人民，宣講人倫道德。袁世凱立即批轉各地遵辦。2月20日公布了《崇聖典例》，規定“衍聖公”所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公爵歲俸銀幣兩千元，爵位由宗子世襲；聖賢後裔，舊有五經博士世職，均改為奉祀官，世襲主祀；“衍聖公”每年祭祀公費酌定銀幣一萬二千元，等等。
9月25日，袁世凱又發布祭孔告令，胡說“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為萬世開太平”，“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明令中央與各地方於9月28日舉行祀孔典禮。9月28日，他身穿離奇古怪的祭服，親率文武官吏，到北京孔廟行三跪九叩禮，演出民國以來的第一次祀孔活劇。沒過幾天，他又命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並親自捐銀五千元相助。
袁世凱非常強調提倡封建道德，把它看做國勢興衰的標準，經常叫嚷：“中華立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人群秩序之常”，要人民“恪循禮法”。就任正式總統時他特別申明，國民必須具備四種道德——“忠、信、篤、敬”。次年，參政院建議以“忠孝節義為立國精神”，接著教育部搞了個提倡“忠孝節義”的施行辦法。他強調的是個“忠”字，突出的是個“忠”字，要求人們首先做到的還是個“忠”字。
袁世凱天天念誦“忠”字經，毫無疑問，應該是躬行實踐的榜樣了。事實上無論對清朝對民國，他都是最最不忠的。為了奪取政權，他不擇手段地大搞逼宮，對清王朝來說，他不是忠臣，是奸臣，理當列人“貳臣傳”；為了帝製自為，他無時無刻不在破壞顛覆共和製度，對中華民國來說，他是大奸巨惡，絲毫談不上忠於國家。
袁世凱大念特念“忠”字經，無非是要人民絕對忠於他。不過，他有時說得很露骨，有時又說“忠於國家，非忠於一人”，給忠於個人蒙上了一層“忠於國家”的漂亮外衣，而其真實含義仍是忠於他個人。因為在他的字典裏，國家就等於他，他就等於國家。
鎮壓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把國民黨反對他個人的行動大罵為“破壞民國”、“謀覆國家”，即是他把自己同國家等同起來的最好證明。後來他直言不諱地講：“大元帥即大總統代表全國，為國元首，軍人盡忠於國，自當盡忠於元首；盡忠於元首，即時盡忠於國。””恬不知恥地宣揚忠於他個人。
關於這一點，參政院在提出的發揚“忠孝節義”六條具體辦法中說得也很直接明確，恰好可以作為袁世凱大念“忠”字經的注腳：“大總統者，抽象國家之代表，非具體個人之專稱，—經民意所屬，即為全國致身之點，乃純粹國民之天職，不係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於元首，即無異效忠於國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國家’之言相亂也。”盡管禦用機關把效忠問題理論化了（這種理論是不值一駁的謬論），但它宣揚忠於袁氏個人又是何等的赤裸裸啊！
袁世凱有了“理論根據”，又進而向國民提出要求了：“須知積人成家，積家成國，由其道（指忠孝節義）而行之，即古所謂忠臣孝子、節義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謂亂臣賊子、狂悖之徒。”“臣”之上必有“君”，要人們做“忠臣”，即是要人們忠於他這個“君”。如果人們都懂得“忠君”的道理、做好“忠君”的思想準備，他不久君臨天下當然就順當得多了。
不僅如此，袁世凱還給國民規定了一條區分是非善惡的標準：“奉公守法者則為是為善，越禮犯義者則為非為惡。”即是說，按照孔孟之道的“禮義”去做，服服帖帖遵守“王法”，才算做到“是”、“善”；而反對封建禮教，抗拒他的反動“王法”，造他的反，就叫做“非”、“惡”，他就有理由專你的政、殺你的頭。總之，無論他實行法西斯統治也好，專製獨裁也好，人們隻能規規矩矩在孔孟之道的“正軌”上行進，老老實實服從他的統治，當個“忠臣”、“順民”，既不能“越禮犯義”，更不準“犯上作亂”。
在尊孔的同時，袁世凱大搞複古活動。
封建時代的考試製度首先被恢複。1914年2月舉行第一屆縣知事考試，規定報考資格為三年法政學堂畢業，結果具有新知識的人大都落榜，錄取的多是年過半百有政治經驗的人。
落榜的六百多人給大主考、內務總長朱啟鈐寫信說：“學生等經第一試、第二試揭曉後，多列前茅。孰意一經口試，大反前案，凡錄取者，盡是有經驗之老人。學生等均以未曾做過前清十年亡國大夫，年齡未達五十歲，離死期尚遠，竟不能邀口試委員之青睞而概遭擯斥。夫政府既抱定用人求舊、力排新進之方針，即不應規定畢業資格。乃條例若彼，而考試若此，何以見信於天下？為此請求政府大發慈悲，將第一項資格刪去，以免後來者再受其騙，寒士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