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元洪的鼎力相助下，袁世凱終於消滅了南方僅存的革命力盤。全國除西南數省外，均在北洋軍的鐵蹄踐踏之下。袁世凱初步實現了“武力統一”。
在與南方國民黨人兵戎相見時，袁世凱還保留著由國民黨人占多數席位的國會，這決非袁世凱對國會休休有容，而是他感到國會還有一點利用價值，他要靠國會給他披上合法的外衣，把他推上正式總統的位子。
國會召開後，為了便於操縱，集中力量對付其中的國民黨人，袁世凱授意原來分為三家的擁袁政派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合為一體，於1913年5月29日正式成立了進步黨，黨魁自然又是黎元洪，頭銜是理事長。
6月30日，國會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開始草擬憲法。但不久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對國民黨議員橫加摧殘，加之國民黨議員與進步黨議員在集權與分權等問題上分歧，憲法的起草時輟時續，進展遲緩，8月中旬才涉及憲草中有關總統選舉的內容，最後議定由國會參、眾兩院組成國民會議或國民公會，選舉正式總統；須有總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為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當選；總統任期六年、不得連任；總統任命國務總理須經眾議院同意；總統得參議院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可解散眾議院。
這些限製性的規定對一心要建立獨裁專製的袁世凱來說簡直是無法容忍。但他也明白，隻要當上正式總統，這些限製對他就會是廢紙一張，當務之急是及早登上總統的寶座。於是，他對憲法起草委員會的規定暫時隱忍不發，加緊策劃先選舉總統的陰謀。黎元洪又被派上了用場。
1913年8月5日，黎元洪領銜會同各省都督、民政長致電國會，指責國會“爭議朋興，黨見紛起，根本問題，概未解決，推波助浪，枝節橫生，”然後照例羅列一通內政、外交、財政、軍事上的種種“險境”，歸結為議員國會“遷延遲誤，有以召之”。提出“為今日計，應請將一切議案概行緩議，同心協力編製憲法，先訂總統選舉之一則，即從選舉總統人手。
或將憲法全部從速製定，即行選舉總統，兩月之內，一氣嗬成，國本既定，人心遂安。”電文的最後，則威脅議員：“諸公如必欲絕中國也，吳天不吊，夫複何言。倘肯以悔禍之心，為探源之脈，我邦人昆弟，實禱祝之。”
接著，黎元洪又致電梁啟超、湯化龍等進步黨首腦，提出“須先舉總統，方足以定人心、固國本。”國會中進步黨本屬親袁政黨，袁此時又以金錢製造出了一個公民黨，為袁搖旗呐喊，充當打手。國民黨原本渙散，又經二次革命失敗的打擊，已無力與袁世凱抗衡。以黎元洪為首的都督們這番恫嚇脅迫，馬上產生了效果，各黨派議員紛紛表示讚同先舉總統、後定憲法。9月5日，國會正式通過選舉總統案。
但是，國會的妥協還沒有讓袁世凱心滿意足。袁巴不得立刻將正式總統的桂冠戴在頭上。於是，黎元洪又再次出馬。9月28日，他又一次致電國會，稱他“獨默觀世變，終日繞床，覺總統一日未舉定，儼若禍在眉睫”，原因是不舉正式總統，外人便不肯承認，沒有洋人的承認，便是“不能為國”，人取人求，惟欲所逞，中國隻能靦顏道歉，忍氣吞聲。
連“雄才大略”的袁世凱也無法應付裕如，而有捉襟見肘的窘境，原因就在於沒有選舉正式大總統。如果先舉總統以使正式政府成立，“名分既真，事權攸屬，”就會有強固有力的政府，斷鄰邦覬覦窺伺之心。造成這種內外交困、五色旗慘淡無光的禍根就是國會不速舉總統，“乃遲遲數日，暗寂如故，遲之數旬，而暗寂仍如故。”因此要國會“速定大計，舉行大典，浹旬之間，期於竣事。”
最後，他又不指名地警告國民黨議員“若以一黨之好惡而輕拂輿情，以一己之是非而動搖國本，來日大難，必有噬臍莫及者”。“舍舊謀新，殆難斯選”。意即不能不選袁世凱。
電文的末尾，黎元洪還故作姿態：“伏乞從元洪之言，以為中國治安之計；仍請議元洪之罪，以杜軍人幹涉之萌。”明明是對國會明日張膽的幹涉威脅，卻又扮出一副公忠守法的麵孔，黎元洪作戲作到了家。隨著黎的再次發難，北洋的大小軍閥也齊聲鼓噪，一齊向國會施加壓力。早已染上政治軟骨病的國會議員們自然不敢怠慢，10月4日又匆匆通過了草草而成的總統選舉法。
1913年10月6日，國會正式選舉總統，袁世凱“當選”為總統。次日，國會又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在給袁世凱的賀電中，黎元洪益發謙卑：“天福吾國，元首得人。元洪等顛沛兩年，卒償私願。聞信之餘，嘉樂何極！從此鞏固國基，保全邊圉，謀東亞和平之福，收中央統一之功。駭浪孤舟，獲登彼岸，滔滔江漢，與國長存。元洪等謹率全部軍民人等同呼萬歲。”
對他自己的當選，也以“服從公意、協讚中央，本共和立憲之精神，盡天下匹夫之責任”為詞接受。在10月10日於武昌舉行的儀式上，黎元洪發表“蒞任正式副總統宣言”，提出過去、現在、未來三觀念，與人共勵，中心是擁護袁世凱的統治：“披茅乃得連茹，除暴所以安良，惟能鞏固中央，乃謀事權統一。元洪與諸君危舟共濟，大廈同扶，永矢初衷，讚襄偉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