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將正式總統的桂冠撈到手之後，國會對於他已由篡權的墊腳石變成了獨裁的絆腳石。他決意將國會一腳踢開。10月16日，他借“增修約法”的名義谘文國會，實際是向正在擬定的憲法草案發難，兩天後，又指責國會公布總統選舉法是違反了“臨時約法”中“一切法律由總統公布”的規定。
10月24日，他派出8人為“政府委員”，要求列席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代達本大總統之意見”。袁世凱的這些一環扣一環、步步逼進的手段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尋找一個取締國會的口實。這時的國會已被袁世凱的淫威所懾服，本無意與袁世凱對抗，相反，正準備接受袁世凱的要求。
他們所要的，不過是要維持國會外表的尊嚴。但袁世凱派人幹涉製憲，這就將國會的麵子剝了個一幹二淨。國會無法接受。於是，袁世凱便搬出了他的屢試不爽的法寶，以北洋軍閥的危脅來迫使國會就範。10月25日，袁世凱通電各省，痛罵國會草擬的憲草“直是推翻行政權，國會專製已甚“，是國民黨“第三次革命”的文字，要求各省都督“各抒讜論”。
在袁的指揮下，北洋悍將驕督紛紛發表他們的讜論。辮子帥張勳痛詈憲草“荒謬絕倫”，表示要“誅鋤叛逆，以身許國，萬死不辭”，隻待袁世凱調遣。
薑桂題指國會議員為“國民公敵”，建議袁世凱“取消黨會、掃除機關”，龍濟光要袁世凱“以救國為前提，行最後解決。或解散議員，另行選舉，或執行國民總投票，以求真正輿論。“黎元洪也不甘牛後。
在11月1日發出的電文中，黎模仿袁的語調，按袁的啟發，提出憲草的“四不可”，要求國會詳加討論，重行厘定，“務期與我國曆史習慣、現時情勢適合。”不過相對其它北洋都督來說，黎元洪的口氣與態度還算平和。
袁世凱的猖狂使國會中的各政黨驚懼不已，他們還想再作讓步以換取國會的苟延。但袁世凱早巳不耐煩了。11月4日，袁即以查獲李烈鈞與國民黨議員來往密電多通為由，下令解散國民黨，收繳國民黨議員的證書與徽章，取消國民黨議員的資格。
由於被收繳證書、徽章的議員達430餘人，超過了國會的半數，國會已無法開會。
袁世凱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顯然不僅是要消除國民黨，而是要將國會徹底推倒。這時，進步黨才發覺到事態的嚴重。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會垮台，進步黨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為了將已處於彌留狀態的國會搶救過來，進步黨的重要人物梁啟超、湯化龍等人多方活動，但在執意要獨裁的袁世凱麵前毫無作用。
在絕望之中，他們想起了名義上是進步黨領袖的黎元洪，以為憑黎副總統兼湖北都督的身份或許能使袁世凱收回成命。梁、湯等人請黎元洪電請袁世凱，改變決定。但在一個月前還讚許國會議員們“國果永存，公皆不朽”的黎元洪此時卻一聲不吭了。
袁世凱解散國民黨的命令發布後，黎元洪迅即動手執行。於11月7日派軍警多人將設在龍王廟後街的國民黨湖北支部查封，將抄搜出的國民黨牌匾、印章、徽章、黨證等予以銷毀，將文件名冊帶到都督府內查驗後焚毀。並在通衢大街廣貼布告，宣布解散國民黨支部。
實際上，黎元洪早在二次革命期間就已開始摧殘國民黨。1913年7月上旬，沙市鄂軍破獲一起國民黨人運動軍隊案，黎元洪即下令：“各處軍隊分駐地點所在如有國民黨事務所及各社會名目，著即會同地方官一體查禁取消，以防煽惑軍人。”
所以，在解散國民黨湖北支部後黎向袁世凱電告時，特意彙報說：“查鄂省前因該黨有煽惑軍隊情弊，業於戒嚴期內將漢口、荊襄等處駐軍火地萬該黨所設交通部分先行取締。其武昌支部、各縣分部亦已禁止開會。”向袁世凱邀功。
7月12日，黎元洪又效法袁世凱，驅逐湖北省議會中的國民黨議員，他派出軍警百餘人，將議會團團包圍，刀槍架舉，森嚴若臨大敵。其時湖北省議會中的國民黨員自二次革命失敗後或脫黨，或加入親袁的新共和黨、進步黨，仍持國民黨籍者本已無多，副議長屈佩蘭認為不應一概取消，遂向率軍警前來的都督府軍務課長唐某商議，準備親赴都督府向黎求情。唐某卻威脅說奉都督之令，隻知驅逐國民黨議員，不知其它。
如副議長不向議員追繳，即令軍警動手。屈隻好“自赴各室，迫繳名單所列諸人徽章、證書。”在這次驅逐37名國民黨議員後，黎元洪又於11月17日將議會成立之前曾列名國民黨的25名議員驅逐。這樣，湖北省議會已不足法定人數，隻好閉會。
二次革命失敗後，北洋勢力有了空前的膨脹。原國民黨據守的江西、安徽、湖南、廣東都換上了北洋人馬或北洋死黨任都督，江西為李純、安徽為倪嗣衝、湖南為湯薌銘、廣東為龍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