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普陀山，是因為一種城市病。
生活很無奈，但一定有出口
上普陀山，是因為一種城市病。這種病，大概在山裏人聽來，聞所未聞。
植物性神經紊亂，在我身上的表現是：時不時心跳加速，氣急，覺得自己哪兒哪兒都有病，時時刻刻都想往醫院衝，和醫生一聊，病就好了。而這種病的由來，也是因為另一種城市病：過度減肥。
在城市裏自我折磨了一年，我決定先前往海岸，給自己一點時間適應即將來臨的改變，仔細思索整件事的真正意義是什麼。讓海洋的韻律、山的挺拔感發我，幫我進入一個簡單的存在處境，繼而出現那個“突然之間就好了”的奇跡。
也因為這個遷居的大計劃，新年伊始，我也終於有了對下一年的計劃和夢想，這是很多年都不曾有過的。
好事多磨。因為疫情，一個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的春節，讓前往普陀山定居這件事無限期後延。除夕當天，普陀山封島，寺廟關閉。之前有人說，這是明朝以來，普陀山首次關閉寺院。後來我聽人轉述寺廟裏師父的話，說其實不是。康熙年間，為收複台灣，也曾有過一次海禁，普陀山包括沈家門等沿海地區的僧侶、居民全部內遷，直到台灣收複後再次開放。
景區於3月20日春分那天開放，但寺廟大門依然緊閉。收到消息的那天，突然有種被赦免的激動。很多人說，普陀山如果寺廟不開，還不都是白搭！我已經顧不上爭論“普陀山是否等同於燒香拜佛”這個問題了，先放我進島再說。
上島那天，下雨，降溫，餘杭、臨安等地都下了雪。拖著家當來到碼頭，和豬年春節上島求姻緣那日目睹十萬大軍的盛況天差地別。
到普陀山定居並不隻是挪個城市那麼簡單，登船這個儀式讓遷移這個動作無限拉長，感覺像是換了一片土地。15分鍾的輪渡，從朱家尖到普陀山，從此岸到彼岸。輪船是一個契機，擺渡著眾生從紅塵到佛門，同時，這趟航行又能與人相遇，讓人心生期盼。
進島後，花300元辦了一張普陀山入山年卡，算是唯一可以證明我和這座島嶼的關係似乎比主客稍微近了點。
我住的地方叫合興新廠，普陀山最北麵，而“廠”字還沿用了舊時對漁民所搭建茅蓬的稱呼。合興新廠和碼頭在北，香火最旺人氣最盛的前寺區域在南。第二天我就向南走了一遍，公交車要經過索道、古佛洞、寶月庵、飛沙嶴，再到法雨寺，步行約1小時。
晚清後，百餘家農民來山搭建茅蓬，租種寺院土地，墾荒砍柴。原各寺庵茶房（服務員）、挑夫、轎夫和泥、木、漆、石匠等，陸續從原籍台州、溫嶺和蘇北等地攜家屬親友進居庵院、茅蓬，人數不斷增加。
從結構上來說，合興屬於“生活區”，都是農民自建房，景點不多，最大的是寶陀講寺和萬佛寶塔，講寺被列為第四大寺，裏頭藏龍臥虎，潛藏著許多北大清華的高才生，不輕易出來。兩天一晚的常規遊客一般沒時間到這一帶，除非需要借助索道登佛頂山。另外，像《普陀山誌》裏提到的其玉庵、彌陀庵等，都隻剩標識，庵是早就不在了，彌陀庵原址新造了一棟難看至極的房子，其玉庵的身影隻能從農家樂的門牌號中看出。
張、洪、翁是這裏的大姓。據說現在普陀山大和尚道慈就是合興塘頭人。我們住的宿舍在合興新廠，房東姓洪，兄弟兩家出租兩棟農民房當作小旅館，一棟樓裏有三層十多個房間。自己住旁邊的平房，前院擁有一大片土地，後山的竹林有春筍冬筍，日常蔬菜無須發愁。
而我發愁的恰恰是一日三餐。
首先是距離遠，到菜場約12公裏，要麼走後山，爬山路一個小時可以走到，公交車一趟十來元，騎車得看天氣，也可以讓老陳工作所在的開元觀堂酒店（此後文中“酒店”若不特別注明，就是開元觀堂酒店）司機來接。但我不願麻煩人，也不習慣行動依靠他人。
其次是終究難讓我提起興趣的一日三餐。我對美食本沒多大熱情，何況還要自己做。除去睡覺，十多個小時裏，需要做三頓飯，洗三次碗，日複一日，想想都糟心。
我在思考一些解決辦法，比如，和房東搞好關係，要點菜，蹭頓飯；或者，將就吃吃酒店每日10點和4點的酒店員工餐，大鍋菜油了點，時間錯亂了些，但是省力。
生活很無奈，但一定有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