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誰能想象第二個地名有同樣清脆的聲音，能喚起同樣美麗的聯想。除是南歐的威尼市（威尼斯）或翡冷翠（佛羅倫薩），那是遠在異邦，要不然我們就得追想到六朝時代的金陵廣陵或許可以仿佛？當然不是杭州，雖則蘇杭是常常聯著說到的；杭州即使有幾分美秀，不幸都教山水給占了去，更不幸就那一點兒也成了問題；他們不聽說雷峰塔已經教什麼國術大力士給打個粉碎，西湖的一汪水也教大什麼會的電燈給照幹了嗎？不，不是杭州；說到杭州我們不由的覺得舌尖上有些兒發鎊。所以隻剩了一個蘇州準許我們放膽地說出口，放心地拿上手。比是樂器中的笙簫，有的是嫋嫋的餘韻。比是青青的柏子，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在這裏，不比別的地處，人與地是相對無愧的；是交相輝映的；寒山寺的鍾聲與吳儂的軟語一般的令人神往；虎丘的衰草與玄妙觀的香煙同樣的勾人留戀。
但是蘇州——說也慚愧，我這還是第二次到，初次來時隻匆匆的過了一宵，帶走的隻有采芝齋的幾罐糖果和一些模糊的印象。就這次來也不得容易。要不是陳淑先生相請的殷勤——聰明的陳淑先生，她知道一個詩人的軟弱，她來信隻談談地說你再不來時天平山經霜的楓葉都要凋謝了一要不是她的相請的殷勤，我說，我真不知道幾時才得偷閑到此地來，雖則我這半年來因為往返滬寧間每星期得經過兩次，每星期都得感到可望而不可及的惆悵。為再到蘇州來我得感謝她。但陳先生的來信卻不單單提到天平山的霜楓，她的下文是我這半月來的憂愁：她要我來說話一到蘇州來向女同學們說話！我如何能不憂愁？當然不是愁見諸位同學，我愁的是我現在這相兒，一個人孤伶伶地站在台上說話！我們這坐慣冷板凳日常說廢話的所謂教授們最厭煩的，不瞞諸位說，就是我們自己這無可奈何的職務一說話（我再不敢說講演，那樣粗蠢的字樣在蘇州地方是說不出口的）。
就說談話吧，再讓一步，說隨便談話吧，我不能想象更使人窘的事情！要你說話，可不指定要你說什麼，“隨便說些什麼都行”，那天陳先生在電話裏說。你拿豔麗的朝陽給一支芙蓉或是一隻百靈，它就對你說一番極美麗動聽的話；即使它說過他冒失地恭維它說你這“講演”真不錯，它也不會生氣，也不會慚愧，但不幸我不是芙蓉更不是百靈。我們鄉裏有一句俗話說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杭州人談話。我的家鄉又不幸是浙江，距著杭州近，離著蘇州遠的地處。隨便說話，隨你說什麼，果然我依了陳先生扯上我的鄉談，恐怕要不到三分鍾你們都得想念你們房間裏備著的八卦丹或是別的止頭痛的藥片了！
但陳先生非得逼我到，逼我獻醜。寫了信不夠，還親自到上海來邀。我不能不答應來。“但是我去說些什麼呢，蘇州，又是女同學們？”那天我放下陳先生的電話心頭就開始躊躇。不要忙，我自己安慰自己說，在上海不得空閑，到南京去有一個下午可以想一想。那天在車上倒是有福氣看到鎮江以西，尤其是棲霞山一帶的雪野。雖則那早上是霧茫茫的，但雪總是好東西，它蓋住地麵的不平和醜陋，它也拓開你心頭更清涼的境界，山變了銀山，樹成了玉樹，窗以外是徹骨的涼，徹骨的靜，不見一個生物，鳥雀們不知藏躲在哪裏，雪花密團團的在半空裏轉。棲霞那一帶的大石獅子，雄踞在草畝裏張著大口向著天的怪東西，在雪地裏更顯得白，更顯得壯，更見得精神。在那邊相近還有一座塔。建築雕刻，都是第一流的美術，是使人想見六朝的風流，六朝的閑暇。在那時政治上沒有統一的野心家，江以南，江以北，各自成家，漢也有，胡也有，各造各的文化。且不說龍門，且不說雲岡，就這棲霞的一些遺跡，就這雄踞的草畝裏的大石獅，已夠使我們想見當時生活的從容，氣魄的偉大，情緒的俊秀。
我們在現代感到的隻是局促與匆忙。我們真是忙，誰都是忙。忙到倦，忙到厭。但忙的是什麼？為什麼忙？我們的子孫在一千年後，如其我們的民族再活得到一千年，回看我們的時候，他們能不能了解我們的匆忙？我們有什麼東西遺留給他們可以使他們驕傲，寶貴，值得他們保存，證見我們的存在，認識我們的價值，可以使他們永久停留他們愛慕的紀念一如同那一隻雄踞在草畝裏的大石獅？我們的詩人文人貢獻了些什麼偉大的詩篇與文章？我們的建築與雕刻，且不說別的，有哪樣可以留存到一百年乃至十五年而還值得一看的？我們的畫家怎樣描寫宇宙的神奇？我們哪一個音樂家是在解釋我們民族的性靈的奧妙？但這時候我眼望著的江邊的雪地已經戲幕似的變形成為北方赤地幾千裏的災區，黃沙天與黃土地的中間隻有慘淡的風雲，不見人煙的村莊以及這裏那裏枝條上不留一張枯葉的林木。我也望得見幾千萬已死的將死的未死的人民，在不可名狀的苦難中為造物主的地麵上留下永久的羞恥。在他們遲鈍的眼光中，他們分明說他們的心髒即使還在跳動他們已經失去感覺乃至知覺的能力，求生或將死的呼號早已逼死在他們枯竭的咽喉裏；他們分明說生活、生命，乃至單純的生存已經到了絕對的絕境、前途隻是沙漠似的浩瀚的虛無與寂滅，期待著他們，引誘著他們，如同春光，如同微笑，如同美。我也望見鉤結的連環戰禍中的區域與民生，為了誰都不明白的高深的主義或什麼的相互屠殺。我也望見那少數的妖魔，踞坐在蹕衛森嚴的魔窟中計較下一幕的布景與情節，為表現他們的貪，他們的毒，他們的野心，他們的威靈，他們手擎著全體民族的命運當作一擲的孤注。我也望見這時代的煩悶毒氣似的在半空裏沒遮攔地往下蓋，被犧牲的是無量數春花似的青年。這憧憬中的種種都指點著一個歸宿，一個結局——沙漠似的浩瀚的虛無與寂滅，不分疆界永不見光明的死。
我方才不還在眷戀著文化的消沉嗎？文化，文化，這呼聲在這可怖的憧憬前，正如災民苦痛的呼聲，早已逼死在枯竭的咽喉裏，再也透不出聲音。但就這無聲的叫喊已經在我的周圍引起怪異的回響，像是哭，像是笑，像是鴟梟，像是鬼 但這聲響來源是我坐位鄰近一位肥胖的旅伴的雄偉的嗬欠。在這嗬欠聲中消失了我重疊的幻夢似的憧憬，我又見到了窗外的雪。聽到車輪的響動。下關的車站已經到了。
我能把我這一路的感想拉雜來充當我去蘇州的談話資料嗎，我在從下關進城時心裏計較。秀麗的蘇州，天真的女同學們，能容受這類荒傖，即使不至怪誕的思想嗎？她們許因為我是教文學的想從我聽一些文學掌故或文學常識。但教書是無可奈何，我最厭煩的是說本行話。他們又許因為我曾經寫過一些詩是在期望一個詩人的談話，那就得滿綴著明月和明星的光彩，透著鮮花與鮮草的馨香，要不然她們竟許期待著雪萊的雲雀或是濟慈的夜鶯。我的倒像是鴟梟的夜啼，不是太煞盡了風景？這我轉念，或許是我的過慮，他們等著我去談話正如他們每月或每星期等著別人去談話一樣，無非想聽幾句可樂的插科與詼諧，（如其有的話，那算是好的），一篇，長或是短，勉勵或訓誨的陳腐（那是你們打嗬欠乃至瞌睡的機會），或是關於某項專門知識的講解（那你們先生們示意你們應得掏出鉛筆在小本子上記下的），寫了幾句自己謙讓道歉不曾預備得好的話，在這末尾與他鞠躬下台時你們多少間酬報他一些鼓掌，就算完事一宗，但事實上他講的話，正如講的人，不能希望（他自己也不希望）在你們的腦筋裏留有僅僅隔夜的印象，某人不是到你們這裏來講過的嗎，隔幾天許有人問。嘎，不錯是有的，他講些什麼了？誰知道他講什麼來了，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不是你提起，我忘都忘了我聽過他講哪！
這是一班到處應酬講演人的下場頭。他們事實上也隻配得這樣的下場頭。窮、窘、枯、幹，同學們，是現代人們的生活。幹、枯、窘、窮，同學們，是現代人們的思想。不要把占有名氣或地位的人們看太高了，他們的苦衷隻有他們把上年紀的人自家得知，這年頭的荒歉是一般的。
也不知怎的我想起來說些關於女子的雜話。不是女子問題。我不懂得科學，沒有方法來解剖“女子”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我也不是一個社會學家，搬弄著一套現成的名詞來清理戀愛，改良婚姻或家庭。我也沒有一個道學家的權威，來督責女子們去做良妻賢母，或獎勵她們去做不良的妻不賢的母。我沒有任何解決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道的隻是我的意識的流動，就那個我也沒有支配的力量。就比是隔著雨霧望遠山的景物，你隻能辨認一個大概。也不知是哪裏來的光照亮了我意識的一角，給我一個辨認的機會，我的困難是在想用粗笨的語言來傳達原來極微纖的印象，像是想用粗笨的鐵針來繡描細致的圖案。我今天所要查考的，所以，不是女子，更不是什麼女子問題，而是我自己的意識的一個片段。
我說也不知怎的我的思想轉上了關於女子的一路。最顯淺的原由，我想，當然是為我到一個女子學校裏來說話。但此外也還有別的給我暗示的機會。有一天我在一家書店門首見著某某女士的一本新書的廣告，書名是“蠹魚生活”。這倒是新鮮，我想，這年頭有甘心做書蟲的女子。三百年來女子中多的是良妻賢母，多的是詩人詞人，但出名的書蟲不就是一門郝夫人王照圓女士嗎？這是一件事，再有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國一位名小說家做的，她說婦女們想從事著述至少得有兩個條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間屋子，這她隨時有關上或鎖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華銀有六千元）的進益。她說的是外國情形，當然和我們的相差得遠，但原則還不一樣是相通的？你們或許要說外國女人當然比我們強，你們怎好跟她們比；她們的環境要比我們的好多少，她們的自由要比我們的大多少；好，外國女人，先讓我們的男人比上了外國的男人再說女人吧！
可是你們先別氣餒，你們來聽聽外國女人的苦處。在Queen Anne（英國安女王）的時候，不說更早，那就是我們清朝乾隆的時候，有天才的貴族女子們（平民更不必說了）實在忍不住寫下了些詩文就許往抽屜裏堆著給蛀蟲們享受，哪敢拿著作公開給莊嚴偉大的男子們看，那不讓他們笑掉了牙。男人是女人的“反對黨”（Theopposefaction），Lady Winchilseea（溫奇爾西夫人）說。趁早，女人，誰敢賣弄誰活該遭殃，才學哪是你們的分！一個女人拿起筆就像是在做賊，誰受得了男人們的譏笑。別看英國人開通，他們中間多的是寫《婦學篇》的章實齋。倒是章先生那板起道學麵孔公然反對女人弄筆墨還好受些。他們的蒲伯，他們的John Gay，他們管愛文學有才情的女人叫做“藍襪子”，說她們放著家務不管，“癢癢的就愛亂塗。”Margaret of Newcastle，另一位才學的女子，也憤憤地說“女人像蝙蝠或貓頭鷹似地活著，牲口似地工作，蟲子似地死……”且不說男人的態度，女性自己的謙卑也是可以的。Dorothy Osbume（奧斯朋）那位清麗的書翰家一寫到那位有文才的爵夫人就生氣，她說，“那可憐的女人準是有點兒偏心的，她什麼傻事不做到來寫什麼書，又況是詩，那不太可笑了，要是我就算我半個月不睡覺我也到不了那個。”奧斯朋自己可沒有想到自己的書翰在千百年後還有人當作寶貴的文學作品念著，反比那“有點兒偏心膽敢寫書的女人”風頭出得更大，更久！
再說近一點，一百年前英國出一位女小說家，她的地位，有一個批評家說，是離著莎士比亞不遠的Jane Austen（奧斯丁）——她的環境也不見得比你的強。實際上她更不如我們現代的女子。再說她也沒有一間她自己可以開關的屋子，也沒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人。她從不出門，也見不到什麼有學問的人；她是一位在家裏養老的姑娘，看到有限幾本書，每天就在一間永遠不得清靜的公共起坐間裏裝作寫信似的起草她的不朽的作品。“女人從沒有半個鍾頭”，Florence Nightingale說，“女人從沒有半個鍾頭可以說是她們自己的”。再說近一點，白龍德（Bronte）姊妹們，也何嚐有什麼安逸的生活。在鄉間，在一個牧師家裏，她們生，她們長，她們死。她們至多站在露台上望望野景，在霧茫茫的天邊幻想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幻想她們無顏色無波浪的生活中所不能的經驗。要不是她們卓絕的天才，蓬勃的熱情與超越的想象，逼著她們不得不寫，她們也無非是三個平常的鄉間女子，鬱死在無歡的家裏，有誰想得到她們一光明的十九世紀於她們有什麼相幹，她們得到了些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