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才珠寶庫的超級鑽石，發出熠熠誘人的光芒。
從中國近代開始，湖南人活躍在中國的政壇和軍界，英才濟濟，引起了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自然也吸引了社會曆史學家的眼光。事實擺在學者們的麵前，湖南近代出現了人才蔚起的興盛局麵。學者們很容易看到湖南已經成為人才搖籃的事實，但他們的任務是要針對這種現象回答一個“為什麼”。
首先，學者們以時間為線索，將近代湖南湧現的人才，劃分為五個批次，或者說五個群體：第一批出現在鴉片戰爭前後，以陶澍、賀長齡、魏源為主；第二批出現在鹹同年間，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集團為主；第三批出現在19世紀末，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主；第四批出現在20世紀初，以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蔣翊武為主；第五批出現在“五四”時期，以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為主。
對於湖南人才輩出的原因，我們前麵已經引用了學者們的許多觀點來加以闡述。我們已經知道，特定的地域環境和氣候，為近代湖南人才興起提供了客觀的條件。湖南地處內陸，東西南三麵環山，北麵臨湖。自古民性倔強，風氣不開。惡劣的氣候鍛煉了湖南人的血性。由於封閉和蠻荒，湖南得以接納一批具有憂患意識的貶官。經過幾次大的移民之後，到了近代，湖南人素質實現了全麵更新，吸取了移民所特有的開拓性與進取性；又因苗族、瑤族、侗族、土家族與漢族聯姻，衍化出一種湖南人所獨有的精神，質樸篤實、開放兼收、勇於任事、銳意進取、剛勁尚氣，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於實踐而成材。經濟的繁榮、教育的昌盛，為人才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隨著交通逐漸發達，湖南人與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觀念因此得以傳入，促使湖南人走上了改造中國社會的成材之路。
湖湘文化的曆史傳承，為近代湖南人才興起打下了思想基礎，輸送了精神養料。湖湘文化起源於以霸蠻的野性為原始特質的楚文化，曆經歲月風雨的洗禮，兼收並蓄了各種文化的精髓，與時俱變，但通經致用、經國濟世的傳統一直保持下來。經世致用的傳統，就是強調積極的麵世入世，樹立治國平天下的誌向，研究有關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學以致用。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長崛起，離不開這種精神養料的滋潤。
近代以來，中國特殊的曆史條件與動蕩的社會局勢，為湖南人才的噴湧帶來了機遇。近代湖南始終是全國階級鬥爭最為激烈的省份。曾國藩組織湘軍與太平天國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一大批湘軍人物隨之而崛起。清朝軍隊在甲午戰敗，成為湖南人求變的契機，救國圖強的意念，促使湖南第二批人才興起。20世紀初，清朝實施新政，出現了留學熱潮。一批湖南留日學生接受了民主主義思想，他們回國後叱吒風雲，成為致力於推翻清朝專製統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幹將。從“二次革命”直到新中國成立前，湖南一直是南北交鋒的戰場。湖南人有的在夾縫中生存，有的站到了對立的陣營中，而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湖南人又一致對日作戰。大浪淘沙、風起雲湧的歲月，湖南人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中奮起，湖南的第四批人才在劇烈動蕩的時事中各展長才。這第四批人才中，有許多人為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立下了不朽功勳。
打仗需要子弟兵。湖南籍的人才，在需要用人之際，彼此引薦，相互幫帶，左右扶植，結成了許多人才鏈，為近代湖南人才群體出現創造了有利條件。曾國藩雖不主張任人唯親，但他在戰事最為艱難的時候，深感“打虎還靠親兄弟”，不得不把弟弟召來軍中協力。而湘軍將士的主要來源，也是湘鄉等縣的士人和農民。
一個湖南人在外麵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就會成為一個榜樣，吸引更多的湖南人跟隨。湘軍如此，湘軍以後湖南其他每個人才群體的形成，也或多或少存在著類似的情形。即便在今天，湖南人才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也存在一個人帶出去一大幫的現象。
分析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現象，人們會驚奇地發現：近代湖南人才格局是以政治、軍事方麵的為主，而在經濟與科技領域，沒有形成很大的氣候。這基本上延續了長期以來中國曆史的傳統。湖南就是中國的一個縮影，湖南的短長，也大致反映了中國的短長。我們不能夠因此而得出結論，湖南人不擅長從事經濟建設和科技事業，湖南人才的偏科現象，是因為曆史發展的引導，才形成了一條比較專門的成材路線。
湖南近代人才的格局，除了結構上的偏重失衡，地域分布也不均勻。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來人才的群落，明顯形成了“高能為核”的人才圈現象。這些人才圈，集中在省會長沙周邊。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將領多出自湘鄉，譚嗣同為首的維新誌士多出自瀏陽，黃興為首的革命先驅和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多出自長沙和湘潭。如果以每個人才群的首領或領袖的籍貫地為圓心畫出四個圓圈，你會發現，這四個圓圈相連的縣市之內，湧現的近代名人多達一百餘人，占同期全省曆史名人的一大半。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但是並不難令人理解。人才噴湧的地域分布不均，首先說明湖南的人才在本地域具有號召和引領的作用，其次說明湖南人具有跟隨本地榜樣成材的意願，因此人才會作為群體出現。
英國哲學家卡萊爾說：“人類的曆史歸根到底隻不過是偉人的曆史。”
中國有一句類似的名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這種斷言，充分地強調了偉大的人才在人類曆史中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國近代曆史湖南籍人才所起的作用，似乎支持了卡萊爾的這種論斷。在曆史的星空裏，湖南人如同那些最亮的星星，點綴在中國近代曆史的背景上，牽引著人們探索的目光。他們是一些怎樣的人？他們曾經幹過什麼？是什麼使他們有了那麼神奇的力量？你會想走得離他們近一點，更近一點。他們在那裏照耀著靜謐的曆史夜空，他們的光輝仿佛在告訴每一個湖南人，他應該走上成材的道路。
湖南人書寫了曆史，同時也書寫了自己的故事。愛讀書的湖南人，應該熟讀湖南人用自己的壯舉書寫的人生。不論是愛國主義的精神，還是敢於犧牲自我的氣概，或是嚴格自律和追求真理的執著，都是綿延千秋而從未斷絕的民族魂。你在這些故事中去了解一批個性鮮明的湖南人，會覺得有了他們，是中國人和湖南人多大的幸運。
湖南人的故事是無法壓縮在一個小小的書本中的。湖南人的事跡、言論和著作，足以擺滿整整一個圖書館。在這本書裏，我們隻能從湖南的人才珠寶庫的超級鑽石中，觀賞有限的幾顆，試圖進入湖南人心靈世界的大門。希望這些故事能成為一份索引，引領讀者去探索湖南人精神世界中更多的內涵。
首倡師法西方，探索藍色文明。
對外開放，是近代以來到目前為止中國社會發展一個最重要的課題。這裏所說的開放，當然不是指在外國列強的武力威逼下被迫開放商埠，劃定租界，任由外國人傾銷洋貨，掠奪中國的財富；而是指自覺地引進國外先進文明，用以武裝中國人的頭腦，使中國走上富國強民之路。這種開放意識，對於一個半世紀以前閉關鎖國、井底觀天的中國人，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義。在滿清腐朽統治下的中國人，唯有通過對外開放，才能找到一條抵禦外侮、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因此，敢於提出對外開放的人，無疑喊出了那個時代最強的聲音。
幸運的是，當時有一個湖南人領頭喊出了這樣的口號：“師夷之長技以製夷。”
這個湖南人名叫魏源。
魏源提出的這個口號，前麵的五個字，“師夷之長技”，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學習世界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它提倡中國人對外開放文化、思想和教育，以開闊的心態學習吸收外來的先進文明。
當然，吸取了先進的文明成果之後，必然的結果就是要對中國社會進行體製上的改革。因此，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魏源就向自己的同胞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課題：開放和改革。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探索中國的發展道路時，總是擺脫不了魏源的影響。這是因為，魏源以實事求是的學風，以敢為天下先的氣魄，提出了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不可回避的命題。他一生的追求，都與中國社會的開放和改革息息相關。
魏源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又進一步就中國社會的改革提出了“與時俱變，經世致用”的對策。因此，我們不能不說他是一位高瞻遠矚的天才學者，因為在一百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非常需要“與時俱進，實事求是”。隻是由於時代的不同，同一個命題，現在的內涵得到了豐富和發展。
1794年，即清朝乾隆五十九年，魏源出生於邵陽縣的金灘。他的父親魏邦魯，做過主簿之類的小官。魏源七歲上私塾讀書。十歲時，家庭因遭受嚴重災荒而破落。當時，遠在江蘇的父親無法救濟他們，家庭生活極為艱苦，從此過著缺米少柴的日子。但是貧窮沒能剝奪魏源求知的意誌，他還是堅持看書學習。
魏源從小好讀史書，注意研究曆代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魏源看的書，不是科舉製度要考的內容，撫養他的伯父自然不會讚同，而且對他多加訓斥。但是，魏源堅持自己的愛好，瞞著伯父仍然偷著讀那些“荒誕不經”的書籍。
魏源在十五歲那年考中秀才。1814年（嘉慶十五年），他隨父親來到京城，靠教書謀生，向今文學大師劉逢祿等學習公羊學。這時候，他結識了進步思想家龔自珍。兩人誌趣相投，成為摯友。他們擯棄煩瑣考據的學風，不想做儒家思想的書蟲，勇於麵對現實，放開思路切磋經世致用的學問，即“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積極尋求改革圖強的道路。他們慷慨議論時弊，探索富國強兵的良法，以衝破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麵。
兩年後，魏源回到南方，在長沙等地教書。
1822年（道光二年），魏源進京參加順天鄉試，考中舉人。第二年，在駐古北口的直隸總督衙門的提督楊芳家當教師。這時，他開始研究古今邊疆防務和西北地理，關心邊陲的安危。
1825年，魏源應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的邀請，編輯《皇朝經世文編》，貫徹了經世致用的思想，對後人產生不小的影響。他在書中表明了他反對複古泥古，主張重視現實、變革舊製的思想和曆史進化觀點。他輕視封建士大夫那種脫離實際、煩瑣空疏的學風，思想激進，因而三次進京考進士，都名落孫山。官場無望，他便長時間充當地方督撫的幕僚，從事學術著述，兼做鹽商。
1829年，魏源在北京出錢捐了個內閣中掌寫文書的小官吏。他利用工作便利，如饑似渴地閱讀史館秘閣所藏的官書和士大夫的私人著作，為以後著書打下了基礎。
第二年，他隨楊芳到嘉峪關考察西北地理和邊防情況，對於西北防務更加關心。
1831年，魏源因父喪南歸，不久移居南京，先後協助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籌劃漕運、鹽政和水利的改革，強調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必須改革舊製，才能興利除弊。當時鴉片走私日益嚴重，他和林則徐一樣，堅決主張實行嚴禁。他在當年寫了詩歌《江南吟》，揭露鴉片的嚴重危害，指出如不實行嚴禁，將出現海疆失守、財富耗竭的危局。
時隔六年，魏源因販鹽賺了錢，移居揚州。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魏源毅然投身民族自衛戰爭。10月份，他聽說英國炮兵上尉安突德在浙江定海附近測繪地圖時被抓獲，立即趕到寧波審訊戰俘。他根據口供，參考書籍，在第二年寫成了《英吉利小記》，介紹英國各方麵概況，以及英國侵略中國的意圖。他提醒人們重視研究英國國情和軍情，認真對待侵略者。
後來，他獲悉清軍在廣東前線戰敗，非常憤怒，寫詩斥責朝中大臣昏庸無能，畏敵如虎，開門揖盜，屈膝求和。他謳歌三元裏民眾英勇抗敵的壯舉：“同仇敵愾士心齊，呼市俄聞十萬師。”
這一年，魏源投靠欽差大臣裕謙，參與籌劃浙江前線的抗英戰爭。他去定海前線查看防務，提出誘敵深入內河加以圍殲的方針。他的建議未被采納，加上林則徐等抵抗派蒙冤受屈，使他深為不滿，憤而辭職，回到揚州家中，發奮著書，探索抗敵禦侮的良策。
1841年，魏源聽說林則徐被發配伊犁充軍，路過鎮江，特意趕去迎接，為他送行。兩人促膝長談，議論救國大計。林則徐把他在廣州編輯的《四洲誌》交給魏源，希望魏源編寫《海國圖誌》，讓國人了解外國列強，尋求抗敵救國的良策。魏源表示決不辜負期望。
魏源無法在戰場報效國家，便專心寫作，廢寢忘食。
1842年8月，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魏源寫出了約四十萬字的《聖武記》。他在1844年和1846年作了兩次修訂，充實該書的內容。《聖武記》共分十四卷，前十卷通過宣揚清朝前期的武功，歌頌國家統一，以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抵抗外來侵略。他在各卷末尾提出政治、軍事等方麵的主張。後四卷夾敘夾議，集中闡發他的軍事思想。
魏源指出，清軍必須大刀闊斧裁減冗員，改善士兵生活，提高部隊戰鬥力。他建議各省編練一支四千到六千人組成的精良部隊，作為其他軍隊的榜樣，借以振奮軍威。他有一句名言：“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
魏源痛恨清軍將領的腐敗，反對紈絝子弟充當統兵將領，主張從部隊中考核選拔優秀人才，擔任各級指揮官，借以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他主張將帥要多讀兵書，指出紙上談兵也有積極的意義。
魏源提出變革部隊訓練。他說，清軍水師巡洋徒有虛名，要有水師保護海上運糧，使訓練與護航相結合，通過險風惡浪的考驗，不斷改進戰船質量，提高官兵的作戰技藝。他主張嚴格治軍，強調紀律嚴明。他批評朝廷沒有嚴懲在鴉片戰爭中不戰而逃的將領，以致兵不用命。他認為，沒有嚴明的紀律，即使堅船利炮，也無法戰勝敵人。
魏源強調要研究外國侵略軍，了解敵情；購買外國船炮，更新武器裝備；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力爭把敵人殲滅於內河之中。隻有熟知敵人的攻城戰法，才能守住城市。要實行全民防禦，統一指揮，在城外要地分紮部隊牽製敵人，派出遊騎斷敵糧道，派出伏兵打擊正在渡河的敵人，實行堅壁清野，給敵人製造種種困難，以便持久作戰。
魏源揭露了沙俄的侵華野心，提醒國人既要重視海防建設，也要重視邊防建設。他主張允許內地居民攜帶家眷到邊疆墾荒，發展生產，構築堅固的堡壘，平時保護生產，戰時據寨禦敵。邊防和海防是否鞏固，關鍵在於用人是否得當。
1843年1月，魏源以林則徐編輯的《四洲誌》為基礎，增補大量資料，完成了《海國圖誌》五十卷本。該書介紹了五大洲幾十個國家的曆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科技，還認真總結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進一步闡發了他的軍事思想。
他提醒清廷，千萬不要認為與侵略者簽訂了一紙和約，就會安然無事，而應勵精圖治、整頓經武。他說：鴉片戰爭以後，外國侵略者看清了中國的虛弱本質，無所顧忌，會發動新的侵略戰爭，中國隻有加強裝備，才能使它們有所畏懼，不敢貿然動武。
那麼，如何加強戰備呢？他發現英、法、美等國家善於製造各種精巧的機器和槍炮戰船，而中國已大大落後。他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隻有善於向外國學習，才能製止外國的侵略，否則必然被外國所製服。學習外國長技，重點在三個方麵：戰艦、火器與養兵練兵。他建議在廣東建立造船廠和火器局，從法國和美國聘請技師與工匠，幫助製造戰船與火炮，聘請舵師傳授駕船和演炮方法；從廣東、福建選調工匠向外國技師學習船炮製造方法，選調精兵向外國舵師學習船炮的駕駛和攻擊方法。與此同時，繼續向外國購買先進的戰船與火炮，盡快建成一支新式水軍，平時出洋巡邏，緝捕海盜與煙販，戰時如風潮不順，就避入海港之內，待機殺敵；待到風潮皆順時，立即駛到外洋，監視敵艦的行動，或協同岸防部隊抗擊敵人，或單獨攻擊敵艦。這樣可以避免出現像鴉片戰爭時清軍水師到處被動挨打的局麵。有了船廠和炮局，可以製造和修理戰船火炮，還可以製造陸師所需的軍械，以及各種民用產品。
魏源強調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明確指出器利不如人和，一支軍隊隻有心靈膽壯、技精械利，才會有強大的戰鬥力。他斷言，沒有不可製服的武器，關鍵在於選將得當，指揮靈活。
當時，許多頑固派把西方的機器看成是奇技淫巧，魏源反駁道：有用的東西，就是奇技，而不是淫巧，應該大力提倡，認真學習。這對於傳統觀念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他追溯中華民族悠久的曆史和科學技術的輝煌成就，滿懷信心地指出，隻要奮發圖強，認真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就會風氣日開，智慧日出，使落後的中國變成東方強國，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有效地抵禦外國侵略者。他這些鏗鏘有力的言辭，激勵著人們為富國強兵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
《海國圖誌》的總綱有兩篇專門講到戰略防禦。他認為，隻有充分做好防禦作戰的準備，才能以守為戰，以逸待勞，擊退來犯的敵人。英國侵略軍善於在外洋作戰，一旦進入內河，便失其所長，因此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把敵人艦隊誘入內河來打，充分發揮我水陸協同作戰的優勢。先派一支弱小部隊與敵人接戰，佯敗而退，誘敵深入。敵艦一旦進入內河，就隻能魚貫而行，無法四麵展開。我軍先在河流淺窄處沉船結筏，阻擋敵艦前進，再在河流下遊樹樁布筏，遏製敵艦後路，然後駕駛小船攻擊敵艦頭尾。同時，兩岸火炮猛轟敵艦，使它無法躲閃。如果敵人膽敢登陸，抄我後路，就用事先挖好的暗溝阻擋敵軍，引發地雷消滅他們。當敵艦逃竄時，我軍戰船立即施放火箭和噴筒，燒毀敵艦，水勇躍登敵船，進行白刃格鬥，岸上步兵用炮轟擊敵人後隊船隻，或乘上風施放毒煙，迷茫敵人的眼睛。他把這種戰法形象地比喻為“設阱以待虎，設罾以待魚”。
魏源和林則徐一樣，主張就地招募訓練海岸防禦部隊。他指出：隻要募練得法，指揮得人，完全能夠依靠本省的精兵捍衛領土，即使侵略者集中兵力攻我一省，也隻需從鄰省調兵支援，便能應付裕如，不用從內地各省抽調部隊，避免一處有警、全國緊張的被動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