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宋教仁。雖然譚人風說他“英而不雄”，但他有自己的政治人格和操守，袁世凱拿出任何東西都無法收買他。他和黃興、蔡鍔一樣，有熱烈的理想，不稀罕高官厚祿。他是個“嶄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凱那一套製人術，對他就像對蔡鍔一樣，根本不起作用。袁世凱便萌生了從肉體上把他消滅的念頭。
在隨後舉行的國會兩院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宋教仁沿江東下，從長沙、武漢、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他在演說中批評袁世凱政府，闡述憲政理想，言論風采，傾動一時。這樣一來，袁世凱就把除掉他的念頭變成了決心。
宋教仁這時已是眾望所歸。如果他到了北京，根據約法組織內閣，是任何力量都沒法阻止的。因此他遊杭州時所寫的《登南高峰》一詩中就有這樣的詩句：“徐尋屈曲徑，競上最高峰。”“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雖然是寫景，抒發的卻是他胸中的抱負。那時候，大選獲勝，他組織政黨內閣，製約袁世凱，實現民主的時光，已經指日可待，所以這些詩句中洋溢著勝利者的喜悅。
宋教仁在武漢時，譚人風曾告誡他：“責任內閣現時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譚人風還告訴他，有秘密報告說，會黨頭目應夔丞在北京與政府做交易，領有巨款，要他加強戒備。但宋教仁認為是“杯弓蛇影之事”。
宋教仁到了上海，陳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殺。他狂笑說：“隻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裏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過慮。3月20日，他動身北上那天，到《民立報》和記者徐血兒話別，徐血兒請他慎重防備，他坦然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並力赴之。”
他不相信有陷阱，但陷阱早已布下。他的生命在到達一個頂峰時即將消逝。時代的潮流把三十二歲的宋教仁無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風口浪尖。他隻是一介平民，卻成為萬民矚目的人物。袁世凱不殺他，就隻能接受監督和約束。但袁世凱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製約，於是除了暗殺，他找不到另外的辦法讓自己的野心得逞。宋教仁隻有為他的憲政理想付出年輕的生命了。
罪惡的槍聲打響了。宋教仁倒下了，卻沒有放棄理想。臨終前，他還致電袁世凱，寄予殷切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國專製力量，實在認識有限。“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隻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藉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宋教仁死了，民國初年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夢想也隨之破滅。他的死，導致了國民黨的瓦解。國民黨在他離世後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具有控馭局麵的健將，很快在袁世凱的利誘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其他政黨則在袁世凱的支持下，合並成了進步黨，成為國會的重心。中國第一次憲政民主的嚐試，到此已徹底破產。如果宋教仁未死，一切都可能會兩樣。因此，他的死決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國運所關。他的死造成了南方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徹底決裂，引發了二次革命。
在民國初年的政局中，宋教仁實在太重要了。他真心要建立一種嶄新的政治製度，他的存亡，關係到新舊政治製度的興廢。袁世凱之類的人殺死他，也是拚死地掙紮。但宋教仁是正人君子，他的對手則是政治流氓，因此他必死無疑。
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領袖，但他具有優秀的政治品德，與其他政黨的領袖關係良好。他死後，民主黨領袖湯化龍在挽聯上寫道：
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範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裏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
這副挽聯對宋教仁推崇備至，對謀害者極為憤慨，一時爭相傳誦。
對於過去的政敵梁啟超，宋教仁專程去天津密訪。他對梁啟超表示，國民黨與梁啟超的政黨，應走英美式兩黨輪流執政的路子。他說：“現在國家前途，是根據《臨時約法》推行議會政治，走政黨內閣的路子。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後，你上台執政，我願在野相助；否則我當政，請你善意監督。”梁啟超也有相同的追求，對宋教仁的態度，自然十分感激。他聽說宋教仁被刺身死，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凱的死黨也有密切往來。他在北京一度住在趙秉鈞家裏，和趙秉鈞多次深談。宋教仁在他們身上下功夫，希望把代表舊勢力的實力派人物，以及梁啟超這樣的思想理論權威，都納入他所夢想的憲政軌道，在政治上和平競爭。
宋教仁是國民黨的政治明星，具有靈活的政治手腕和充足的政治常識，同時又有高度的政治熱情和責任感。他有能力調和各政黨的關係，消除偏見，共循軌道，踏上憲政道路。他被剝奪了生命，民國初年的中國無人可以替代他。其他政治人物缺乏他的風度與見識，結果被袁世凱這類專製政客玩弄於股掌之上，梁啟超、熊希齡等人，在政治上都無法與宋教仁相比。
宋教仁的死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幸。他的死仿佛一個預言，告訴中國人，在他們生活的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還將經曆許多艱難曲折，要有許多優秀兒女獻出生命。宋教仁死了，把未竟的理想留給了後人。孫中山如此評價宋教仁：“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一貫主張責任內閣製，他說：“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提名他任內務總長，臨時參議院通不過，他改任法製院院長。有人為他抱不平，他則說：“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製，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拚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
他主張的責任內閣製，是由內閣代總統對國會負責，總統不負責任。總統的命令，不僅要閣員附署，還要由內閣起草。責任內閣則應該由完全的政黨組織，反對混合內閣、超然內閣。
他堅定地主張責任內閣製，也許是試圖通過這一製度性的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實際權力，排除舊官僚的影響。他自己沒能領導武昌起義，使黎元洪掌握了大權，他十分後悔。所以他極力勸黃興在南京另辟天地。他對不學無術的袁世凱更加鄙視，認為更有必要用可靠的製度來限製他的權力，使他無法脫離共和軌道。袁世凱已經高居於民國大總統的位子上，隻有責任內閣製能夠約束他。袁世凱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於是把鼓吹責任內閣製的宋教仁，當成自己的死敵。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大一統集權專製傳統的社會，建立民主製度時，不得不在美國式的總統製和法國式的內閣製之間做出一種選擇。由於專製傳統根深蒂固，民主啟蒙不夠深入人心，如果采行總統製，任何人當上總統都有可能走向集權甚至獨裁。內閣製在製度安排上能對最高權力進行約束，宋教仁對此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以鮮血染紅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擊中宋教仁的子彈，是罪惡的專製製度發射的。這個湖南人因此而定格在三十二歲的美好年華，永遠年輕而光榮。
宋教仁二十來歲東渡日本，在那裏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係統的憲政觀念。在同盟會中，唯有他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翻譯有關的著作。他在革命時代就極為注重建設。因此，有人說他是民國藍圖的主要設計者。
宋教仁本人在1906年所寫的日記中說，這一年他翻譯的著作就有《日本憲法》、《英國製度要覽》、《各國警察製度》、《俄國製度要覽》、《美國製度概要》、《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製度》、《德國官製》、《普魯士王國官製》等十來種。對各國的政治製度、政權組織形式等，他都有比較全麵的了解。
他在日本對景梅九說過：“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誌從事於破壞一途的太多，對於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麼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誌們，一齊幹起來。”
1911年春天，宋教仁從上海到香港，參與籌備黃花崗起義，起草文告、約法和中央製度、地方政治機關的設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報》記者徐血兒見過這些文件，說他十年潛心建設事業，所有主張都寫在這三巨冊中。遺憾的是，這些文件現已遺失，內容無從查考。
武昌起義後，他與黃興等人同赴武漢，起草了《鄂州約法》。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規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同時規定了三權分立的基本結構。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他在法製院長任上，起草了大量法律文件。《臨時約法》雖非出自他的手筆，但無疑包含了他的憲政思想，融彙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袁世凱當上總統以後，有些革命黨人腐化蛻變了，有些人悲觀絕望。孫中山當時已退出政壇，主張把政權完全讓給袁世凱，他自己專心去做社會工作。宋教仁卻執著地想通過政黨內閣來限製袁世凱所代表的舊勢力，實現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主張把革命黨變為政黨，打算選擇同盟會中的穩健分子另外組黨。他認為，革命黨和政黨是有區別的，前者以暴力破壞舊社會，後者以和平手段建設新社會。
他在征得孫中山和黃興同意後，在同盟會的基礎上，聯合其他政黨，組成了國民黨。他是主張兩黨製的，但他認為時事艱難，沒有強大的政黨作為中流砥柱，無法挽救危局。而真正強大的政黨，沒有社會扶持，沒有各黨的相互勉勵，也不可能形成。各黨政見不同，但不應猜忌離間，削弱對方。他在改組國民黨的宣言中說得很明白，政黨宜兩大對峙，希望自黨發達，也希望反對黨發達，以致能旗鼓相當。所以他到天津密訪梁啟超，提出兩黨輪流執政的設想。
民國初年的中國，政黨林立，至少有三百個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真正在政治上有影響的，無非國民黨、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這幾個。宋教仁想造成兩大黨對峙的憲政格局，而他想要的格局似乎已初步形成。問題的要害是，大家都忽略了一點：袁世凱和他所代表的專製力量，不會願意讓中國出現這樣的局麵。袁世凱手裏握著槍杆子，談論多黨製、兩黨製，還有什麼意義？宋教仁悲劇的根源在這裏，20世紀初中國悲劇的根子也在這裏。隻要袁世凱他們拿著槍，握著權，談什麼憲政民主，什麼議會政治，統統都是癡人說夢。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間舉行的議會選舉，盡管隻有百分之十的人參加了投票，卻還是中國第一次具有實質意義的直接、公開的選舉。
宋教仁在家鄉競選參議員，眾望所歸，湖南省議會上，一聲喊就把他選出來了。國民黨在這次國會選舉中，也取得了壓倒性的多數。
不幸的是，國民黨在選舉中的勝利竟然敲響了宋教仁的喪鍾。他不知道，袁世凱視他為“梁山匪魁”，要結束他的生命，要讓中國短暫的憲政嚐試壽終正寢。
宋教仁撰寫的《代草國民黨之大政見》，在他生前沒有來得及問世，是他留下的最後的精神遺產。人們未必都認同他當年的思想，但他對追求的執著，他為理想不惜獻身的勇氣，他所表現出來的政治責任感，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人格，充分體現了湖南人的精神，具有永遠不可磨滅的價值。
黃興辭去了留守，蔡鍔為四萬萬國民爭人格，宋教仁執著地追求憲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這三個同時代的湖南人，以他們頑強的奮鬥和無私無畏的精神，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記憶裏。
軍人就是要為國民爭人格。
在中國所有才子佳人的風流故事中，最令人怦然心動的是蔡鍔將軍與小鳳仙知音戀情。這段故事說的固然是青樓風月，是男人與風塵女子的婚外戀，但由於他們的兒女情長，成為一位錚錚鐵骨的軍人為了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演出的前奏，即便是道學家和守身如玉的貞潔女子，也會覺得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纏綿繾綣，譜寫了風格高尚的千古絕唱。
這個故事中的主人公蔡鍔，是中國曆史上最傑出的一位軍人。他是湖南邵陽人。
“無湘不成軍”，湖南自然出過很多軍人。
湖南的軍人，固然因數量多而出名，但他們更以高素質的軍人而著稱。這種素質包括勇敢和謀略，但更重要的還是軍魂。
曾國藩的湘軍具有的軍魂是世俗而功利的。湘軍將領們為清朝政府賣命，是為了博取功名。湘軍士兵們踴躍從軍，則是為了不薄的餉銀，為了從被他們占領的地區掠奪財富，運回家鄉。
蔡鍔是另一個時代的軍人，他的肩上擔負著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蔡鍔的軍魂是由他的新思想所鍛造的。毛澤東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軍人應該具備良好的人文修養，時刻牢記自己應該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戰，這就是蔡鍔將軍用他的壯舉所詮釋的軍魂。他時刻都記著自己的曆史使命，他說：“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拚著命去幹一回不可！”
有了這樣的軍魂，軍人的勝利才會有無上的榮耀，人們才會永遠紀念他們的流血和犧牲。
湖南傑出的職業軍人燦若繁星，他們也像蔡鍔這樣不追求權位利益，一心隻為國民爭人格。提到他們的名字，國人便肅然起敬。蔡鍔將軍的英魂，已經成為湖湘子弟兵心中的一盞明燈！
1897年10月，維新變法運動呼之欲出，年輕的梁啟超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來到長沙，出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十五歲的少年蔡鍔步行三百五十華裏，從邵陽來到長沙，成為梁啟超年齡最小的一名學生。蔡鍔天資聰慧，學習勤奮，那時就立誌“當學萬人敵，不應於毛錐中討生活”，透露了“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想法。對於這位年少誌高的學生，梁啟超甚為器重。從此，他們終生保持著密切的師生關係。
蔡鍔於1899年東渡日本，在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就學，被譽為士官“四傑”之首。1904年，他學成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等地從事軍事教育，督練新軍六年。他雖未參加同盟會，但和黃興一直交誼深厚，對共和的信念非常堅定。辛亥槍聲一響，時任新軍協統的蔡鍔在昆明響應，三十歲就成為威震一方的雲南都督。
在反對袁世凱獨裁的二次革命中，袁世凱鎮壓了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個民國變成了囊中之物，北洋軍閥沒有控製的省份，隻剩下遠在西南邊陲的雲南、貴州等省。蔡鍔聯合貴州和廣西等省試圖居間調停，主張雙方罷兵，用法理解決，當然為袁世凱所忌恨。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密謀複辟稱帝，擔心蔡鍔壞他的大事，便把蔡鍔騙進北京，解除他雲南都督的職務，給他封了個參政員的閑職，又送給他巨金和華麗住宅，卻派人暗中監視他，實際上是把他軟禁起來，不讓他南下帶兵。
蔡鍔知道上了當，但他在北京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猶如虎落平陽。從此，他處事低調，假作癡呆，不露鋒芒。哪知袁世凱竊奪了民國大總統職位，仍不知足，還要複辟帝製，鬧得全國烏煙瘴氣。蔡鍔想脫離京城，無奈他不是單身一人，刁毒的袁世凱將他的家眷也遷到了京城，一家人要脫身談何容易！蔡鍔苦思冥想：怎樣才能讓家眷先離開京城，自己再行金蟬脫殼之計呢？
蔡鍔和袁世凱之間頗有淵源，他對袁世凱個人素來並無惡感。但他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決不含糊，不能容忍袁世凱胡作非為。因此，他一定要設法擺脫袁世凱的控製，去組織力量粉碎這個夢想複辟帝製的野心家的陰謀。
正在蔡鍔為想不出脫身妙計而苦惱的時候，命運把一個奇女子送到了他的跟前，給了他一段生死之戀，也給了他一個重獲自由的良機。
一天，蔡鍔和一些國會議員開會出來，有個議員請大家到八大班胡同去休閑。蔡鍔生性嚴謹，尊重妻子，不好風月，本不想去，但他突然想通了一個問題，便隨著大家去了。
此後，蔡鍔天天和六君子十三太保一起胡混。易順鼎發起一個風月會，他也跟著去尋歡作樂。蔡鍔本來是逢場作戲，不料在雲吉班裏遇到一個雛妓，名叫小鳳仙，往來不到幾時，兩人便情投意合，真個有流連忘返之意。楊度等人以為他壯誌消沉，沉醉於溫柔鄉中了。
小鳳仙是浙江人，出生在杭州，年方十六，本是良家女子，墜落風塵，本非所願。她十四歲上落入曾家為婢女，主母是從良的妓女，主人是個落魄的文人。小鳳仙十五歲那年，主人把她強奸了。主母發怒，將她賣給上海清和坊的妓院媚蓮小榭為妓。
“二次革命”失敗的時候，舊官僚富豪返回北京，大肆享樂，上海許多妓女北上淘金，小鳳仙也隨著流入北京的八大胡同，成了陝西巷雲吉班的當家名妓。
小鳳仙相貌並不十分出色，但她身姿嬌柔，精通文字，性格聰敏，會一點唐詩宋詞和古箏揚琴，在眾多妓女中顯得清傲寡言，不作脅肩諂笑的媚態。她本來講得一口好聽的吳儂軟語，進京後又學得一口悅耳的京腔，加上俠義心腸的美名，一時豔聞京城，成為北京名流愛慕的名妓。
蔡鍔既然打算尋花問柳，見她天真爛漫，未脫本色，絕無時髦妓女的輕佻，頗對自己的胃口，沒事時便常去消遣。但他自稱商人，從來不說自己是在職的大員。
冬天的一個日子，暖日融窗，蔡鍔又來了。蔡鍔的形象，遠沒有電影《知音》塑造的那麼高大，遠不像他的名字那麼陽光十足。他身體單瘦，臉孔黧黑，沉默寡言。但小鳳仙對他頗有好感。他從懷中取出一百塊大洋，塞給小鳳仙，說：“這些錢給你娘，明天起我要在這裏請客。”小鳳仙一副小鳥依人的樣子，緊挨著蔡鍔。
蔡鍔問她：“現在新出的青樓請願團，你參加了沒有？”小鳳仙說：“他做他的皇帝，我做我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犯得著參加嗎？”蔡鍔說：“怪不得你不走紅，湊個熱鬧也成呀！”小鳳仙說：“我們職業雖賤，卻還有人身自由，我既不願，誰也不能勉強。況且人微言輕，人家也犯不著來計較，不比你們做官的，口是心非，胸中早存了利害禍福之見。心裏讚成的固然望著攀龍附鳳，我是不讚成的，隻好跟著喊兩聲萬歲，這種滋味卻最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