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蔣介石決定再試一次，命令閻錫山率領三萬八千兵力進攻中共掌握的上黨地區，結果輸得更慘。劉伯承和鄧小平集中三萬一千人與閻軍決戰，結果閻軍三萬八千人除三千人逃跑外全部被殲。
毛澤東獲悉上黨大捷，高興地說：“打得好！勝仗打得越大，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上黨戰役勝負已成定局時，重慶談判也恰好進入尾聲。
在重慶的紅岩村裏，毛澤東通過電報指示中共的軍隊：以最快的速度進軍東北。林彪急赴東北領導東北民主聯軍組織大的戰事；黃克誠率新四軍三萬多人開進東北；羅榮桓也從山東率部隊奔赴東北。
為了促成和談，毛澤東讓周恩來專門負責談判，自己積極展開各種社會交往。他穿梭於各種茶話會、雞尾酒會、歡迎會和記者招待會上，廣泛接洽各民主黨派，先後會見了國民黨進步人士宋慶齡、馮玉祥和柳亞子，民主人士張瀾、沈鈞儒和黃炎培，以及婦女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和外國友人。他會見了三個年輕的美國飛行員，接受了他們贈送的好運牌香煙。他將一首詞《沁園春·雪》送給柳亞子。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望長城內外，唯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這首詞是毛澤東先前在陝北所作，他將此舊作抄件贈給柳亞子，本來沒有打算發表。但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發表了柳亞子的和詞後，吳祖光將此詞在《大公報》上以顯著位置公開發表，並附一文言評說，認為這首詞氣魄極大，縱橫古今。詞發表後，在重慶引起轟動。毛澤東的才華和博學，為國統區更多的人們所認識。
這首詞豪氣勃發，詞家普遍推崇，認為辛棄疾、蘇東坡也有所不及。這無形中為中共做了宣傳。一時洛陽紙貴，爭相傳誦。蔣介石著急了，召集禦用文人說：“你們也給我做兩首，一定要超過毛澤東。”這可忙煞了陳布雷等一幫文人。但是，他們步毛韻而作的詩詞，沒有一首讓蔣介石滿意。蔣介石生氣地罵道：“廢物！飯桶！”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和蔣介石照了一張合影。據一位美國作家撰寫的《毛澤東傳》描述：合影上的兩個人，一個像普魯士人，一個看上去像波希米亞人。蔣介石的軍服筆挺合身，滿綴勳章，毛澤東的衣服則毫無裝飾，好像是從一百件衣服裏任意揀出來的。毛澤東看上去鎮定自若，蔣介石則顯得威嚴。蔣介石有意在服飾和氣勢上壓倒對手，而毛澤東胸有雄兵百萬，穿著平民服裝，更顯出他是人民領袖。毛澤東能夠保持鎮靜，因為他相信他將會戰勝蔣介石這個對手。
四十五天之後，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上簽字，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雙十協定》。協定承認了中共軍隊、中共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
第二天上午，毛澤東與蔣介石最後一次握手道別，然後驅車前往九龍坡機場。從此，這兩個中國最大政黨的領袖再也未曾謀麵。
毛澤東和王若飛在張治中陪同下飛離重慶，當天下午抵達延安時，受到黨政軍民兩萬多人的熱烈歡迎。
不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協定，挑起內戰。內戰頭四個月，中共以戰略防禦來達到數量上大規模損耗敵人的目的。蔣介石叫囂六個月消滅共產黨，而實際上他不僅沒有傷著共產黨的筋骨，自己卻損失了七十一萬軍人，把價值近兩億美元的美式武器裝備輸給了中共。
蔣介石調整部署，重點進攻陝北和山東。國民黨軍隊出動三十萬精銳部隊，由蔣介石最得意的學生胡宗南指揮，進攻陝甘寧邊區。
起初，毛澤東打算堅守延安，要借這塊聖地給胡宗南以嚴重打擊。
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撤離延安，國民黨軍的飛機就開始轟炸。一顆重磅炸彈在毛澤東的窯洞前爆炸，毛澤東不慌不忙，但彭德懷勸他離開延安。毛澤東說：“我要最後撤離。”
不久，毛澤東改變主意，決定放棄延安。他的同僚們希望堅守延安，決一死戰。莫斯科也認為撤退的決定會影響前線戰士的信心。毛澤東並不傷感，他說：“不就是幾座窯洞嗎？丟掉一座空城沒有關係，目的是要粉碎蔣介石的軍隊。我們拿一個延安換一個全中國。你們回去問問戰士們，看大家願意不願意。”軍隊理解了他的意圖。
毛澤東放棄延安了。他在清澗縣北麵的小山棗林溝召開會議，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劉少奇和彭德懷等人出席。大家勸毛澤東暫時離開陝北。毛澤東力排眾議：“我留在陝北，拖住胡宗南，別的地方就能好好打勝仗。”
毛澤東不離開陝北，那就給陝北增加部隊吧？毛澤東也不同意：“不能再調部隊了，陝甘寧邊區巴掌大的一塊地方，敵我雙方現在就有幾十萬軍隊，群眾已經負擔不起，再調部隊，群眾就更負擔不起了！”
跟隨毛澤東的中央機關組成“昆侖縱隊”，在陝北轉戰。周恩來提議，為了保密，中央領導人應該使用代號。
毛澤東說：“我叫李德勝。革命事業一定會取得勝利。”
周恩來說：“我叫胡必成。革命事業必定成功。”
任弼時問：“我叫什麼好？”
毛澤東說：“你是支隊司令，就叫‘史林’吧。陸定一同誌是支隊政委，就叫‘鄭位’吧。”
三支隊通過電台與全國各個解放區、各個主要戰場保持密切聯係。毛澤東堅守陝北，牽製胡宗南的精銳部隊，以便其他解放區集中兵力再大量殲滅敵人。
毛澤東騎在一匹飼養得很好的馬上。他從東部搞來質量過得去的香煙，有了電台與較好的電話係統，這種流動的生活比起長征來真正是一次舒心的旅遊。他在山溝裏轉圈，每天可以接到前線的捷報。這次流動的時間大約持續了一年。他把江青和他最喜愛的小女兒李訥帶在身邊。這段時間他沒工夫寫詩了。過黃河時，一名警衛員寫了一首小詩，還沒寫完，毛澤東就掏出紅色鉛筆給他改了兩句。
一位老農從未見過收音機，想把它當劈柴燒掉。毛澤東給他講解電磁波的知識，告訴他這是收音機，還告誡老農：“下次再看到這種玩意，可不要把它當柴燒了嘍！”老頭盯著那神奇的木匣子說：“不會的，我要用它來聽毛主席的講話！”他不知道眼前的這位李德勝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從這件事情上，更加看到了共產黨的前途，看到了軍民的魚水關係。他堅信，他必勝，蔣介石必敗。
“人民是我們的銅牆鐵壁。”胡宗南在陝北已經舉步維艱，而毛澤東可以在飯後、在黃昏散步時翻一翻《學英語》手冊。他現在覺得作為一個領袖，能夠說幾句英語會有好處。但遺憾的是，他的英語水平因缺乏語言環境而很難提高。
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大量的有生力量，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一籌莫展的窘況下，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李宗仁派和談代表團飛抵北平，開始談判。毛澤東在百忙之中抽時間去香山別墅會見了國民黨談判代表。他聽出劉斐的話語中帶著濃重的湖南鄉音，便問：“劉先生，湖南人？”
“是啊，我是醴陵人，與主席是鄰縣。”
毛澤東幹脆用湖南話談：“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在談判中，毛澤東不同意李宗仁劃江而治的主張。他扳著指頭說：“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桂軍那一點點力量也不是解放軍的對手；第四，南京的人士支持李宗仁是想要他搞和談，不和談，這些人就靠不住；第五，不和談，共產黨可奉陪到底！”
毛澤東留劉斐等人吃飯。劉斐善於言辭，與毛澤東談書法、軍事和文學愛好，相談甚歡。劉斐試探毛澤東：“您會打麻將嗎？”毛澤東正在夾菜，隨口回答：“曉得些，曉得些。”“您是喜歡搞清一色，還是喜歡搞平和？”毛澤東一笑：“平和，平和，和了就是勝利！”
但是，蔣介石邀約李宗仁與何應欽到杭州，指出：以後不許再提和談的事。他孤注一擲，要與共產黨決戰到底。
和談不成，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很快就解放了南京和上海。全國解放，已經指日可待。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下午3點，首都三十萬軍民參加開國典禮，林伯渠宣告典禮開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員就位，樂隊奏《義勇軍進行曲》。毛澤東主席用他濃重的湖南口音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走過了二十七個年頭之後，於1976年9月9日在北京與世長辭。在他去世之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個曆史，都與他的名字緊緊相連。今天，他的基本思想仍被全黨奉為行動準則。有著傳奇經曆的卡斯特羅在祝賀中共建黨紀念日時曾說：“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壯麗的史詩！”
在20世紀，《毛澤東選集》是全球發行量最大的書籍之一。這套書在中國印刷了幾億冊，還被翻譯成上百種文字，發行到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1972年訪華時與毛澤東一見麵，就誠懇地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
毛澤東始終是中國人心中最崇敬的領袖，他領導的革命使人間產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毛澤東剛接管國家時，中國農民的主要生產工具還是木犁手推車，人均壽命隻三十五歲；他逝世時，人民雖不富裕，中國卻已是擁有“兩彈一星”的世界五強之一，國民人均壽命達到六十七歲。
進入90年代後，“尋找毛澤東”的熱潮波及新一代。當法國鋼琴王子彈出一曲《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時，音樂廳內群情鼎沸。如今許多人願意乘坐掛著毛主席像的出租車，一是認為司機態度會好，二是認為可保平安。
毛澤東在強國與弱國、富者與窮人的矛盾中，總是站在弱者和被壓迫者一邊。他在50年代觀看《白蛇傳》時，竟為白娘子的遭遇流下眼淚，站起來大喊：“不革命行嗎？”演出結束後，他仍餘氣未消，不肯與飾法海的演員握手。
毛澤東這種人格魅力，在亞洲原野、非洲叢林和美國黑人區，使無數人為之傾倒。拳王泰森得意時花天酒地，入獄後學習《毛選》，深有感觸，於是在自己的手臂刺上這個中國偉人的頭像。
毛澤東好寫舊體詩詞。他曾說：“反正我不讀新詩，給我一百塊大洋也不看。”然而他並不提倡後代人寫舊體詩，認為這會貽誤青年。他不喜歡新詩，卻願意加以推廣。毛澤東主張與傳統決裂，身上又帶著厚重的曆史積澱。作為一個革命家，他無情地掃蕩阻礙革命前進的一切對立麵；作為一位詩人，他又珍愛古典傳統。這種兩重性在他身上合而為一，構成了一個革命家兼詩人的完整形象。
毛澤東是湖南第一師範的畢業生。關於他的學曆，晚年的毛澤東有這樣的談話：“我這個人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出國留學，主要是靠自學。我受過的正規教育是在湖南第一師範，那是個很好的學校，有很多很好的先生。我從那裏學到了做人做事，受益終身。”
毛澤東沒有讀過大學，也未曾出國留學，他接受教育的經曆，主要是在湖南。湖湘文化給了他文化功底和精神營養。
毛澤東與湖湘文化有不解之緣，他是嶽麓書院的正牌畢業生。他早年最重要的老師楊昌濟，本身就是嶽麓書院的弟子，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
青年毛澤東多次到嶽麓書院寓居學習。在第一師範學習時，他常到嶽麓書院遊學鍛煉，在嶽麓山上進行空氣浴和冷水浴。嶽麓書院的赫曦台，是他露宿嬉玩的老地方。從1917年到1919年，青年毛澤東曾數次寓居嶽麓書院半學齋，在這裏主編《湘江評論》和《新湖南》。1955年6月，毛澤東回湖南考察，重遊嶽麓。同年10月，他揮筆寫下一首七律，其中有“莫歎韶華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的句子。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而這正是嶽麓書院的學訓。毛澤東青年時代修學於此，對“實事求是”匾印象深刻。1937年，他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課後，曾書寫這四個字，作為該校校訓。他在革命實踐中發展了“實事求是”的內涵，使之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精華。
毛澤東欣賞嶽麓書院的辦學形式，他在早年倡辦湖南自修大學，就是以嶽麓書院為模板。他在晚年就高等教育發表的談話中，多次讚賞書院式的大學。
毛澤東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推陳出新的典範。他身上體現了湖湘文化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又凝結了湖湘文化兼收並蓄的大智慧。他是湖湘學派倡導的知行合一的典範。
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上，有三個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人物，那就是孔夫子、秦始皇和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他的學識，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的產物。
毛澤東把湖湘文化推到了一個時代巔峰。他一生的實踐，充分反映了湖湘文化的革新精神，激勵著湖南人奮鬥成材。
忠勇仁智重修養。
毛澤東早年在長沙清水塘發動湖南工人運動，策劃驅逐趙恒惕的時候，一位文質彬彬書生模樣的人，手持陳獨秀的介紹信來找他。此人就是從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的劉少奇。
兩人見麵的地點在清水塘。毛澤東聽到對方的口音與自己相似，便問：“你是寧鄉哪個地方的？”
劉少奇答道：“花明樓炭子衝人。”
毛澤東發出爽朗的笑聲：“嗬，屋門口人啦！花明樓、道林，這些地方我去過，我從韶山到長沙讀書，走旱路就要經過。從韶山經三仙坳、道林到長沙坪塘，這是最直的一條路。”
劉少奇說：“花明樓到韶山不過五十華裏。”
兩人相見甚歡，毛澤東暢談自己發動工人運動的思路，劉少奇從中受益匪淺。
劉少奇出生於1898年11月24日。他的故鄉花明樓風景優美，他在這種環境裏陶冶出溫和儒雅的性情。他在兒時就對書本著迷，被鄉友們稱作“劉九書櫃”。他青年時曾在湘軍講武堂就讀，和毛澤東、彭德懷一樣，也是從湘軍中走出來的紅色軍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
劉少奇自從在長沙清水塘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以後，便成了毛澤東事業的忠實夥伴。這兩個在毗鄰的山衝裏誕生的偉人，其成長足跡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他們都出身於農家，都受過六年儒學教育，也都受過洋學堂的熏陶。
後來，毛澤東派劉少奇和李立三去領導安源工人運動，策應長沙泥木工人和武長鐵路工人罷工。安源大罷工獲得了成功，劉少奇從此走上了長期從事工人運動的道路。毛澤東是農民運動的“王”，劉少奇則是工人運動的“旗手”。
這兩個湖南老鄉，一度同時受到黨內錯誤路線的打擊。當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殘酷地摧殘江西蘇區時，毛澤東再度受到王明等人的指責。劉少奇也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排擠的對象，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被貶居在瑞金城外。兩個失意的湖南人重逢了，情不自禁地回憶起第一次相遇時的情景。
兩個在工農運動中成績卓著的湖南人，都被王明排斥到一邊去了。劉少奇趕往瑞金的山中古寺探視毛澤東，他一直是毛澤東最忠實的支持者。毛澤東發著高燒，幸虧教會醫生傅連璋給他打了一針，高燒才退了，但後來的日子裏他的身體仍然很虛弱。
錯誤路線導致紅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堅定地支持毛澤東複出。他和李卓然發言批判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李卓然談到湘江之戰第三十四師全軍覆沒，談到陳樹湘、程翠林和蔡中等人壯烈犧牲，潸然淚下，發出詰問：“這難道不是錯誤的軍事路線造成的？”劉少奇在發言中提出，中央應該對白區和蘇區的工作全麵進行檢討。博古一直坐在那裏接受批評，當聽到劉少奇說要檢討黨的路線時，情緒失控，進行了一陣反駁，凱豐也站出來為博古說話。劉少奇不服，要理論。毛澤東給劉少奇遞過去一個眼色，說：“現在主要是討論軍事路線，不要把話題扯遠了。”
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毛澤東後來對此念念不忘，說：“在那個時候，這是很寶貴的。”
紅軍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闡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劉少奇會後立即奔赴華北，全力推行黨的團結抗日新政策。毛澤東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劉少奇堅定地貫徹執行。毛澤東推薦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原局書記。劉少奇首創共產黨人修養理論，在延安引起反響。他撰著的《論黨內鬥爭》，受到毛澤東的盛讚，稱該書“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黨內鬥爭這個重大問題”。
在中共動員楊虎城共同抗日的時候，劉少奇從陝北到達天津，領導中共北方局和華北地區的抗日運動。北方局發動群眾抵製日貨，反對走私，舉行政治示威遊行、請願、罷課和部分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同時，在全國許多城市組織各界救國團體。
劉少奇在天津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大力爭取宋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軍傾向抗日。宋哲元軍負責北平和天津一帶的防務，處在抗擊日軍侵略華北的前哨。劉少奇認為，宋哲元的立場是動搖的，不甘願賣國當漢奸，還有轉向抗日的可能，於是把群眾在“一二·九”運動中提出的“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從此以後，群眾的救國運動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劉少奇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中的基本問題》，中共北方局號召“共產黨員脫下長衫到遊擊隊去”，堅決而迅速地把黨的主要力量從城市轉到農村，派遣大批黨員和革命分子到鄉村去組織人民抗日武裝。
1939年11月底，劉少奇到達大橋鎮新四軍江北指揮部。12月19日，劉少奇電告中央及項英：武漢失守後，皖東完全有可能建立相當完滿的根據地，現在時機已失，而大有發展希望的是蘇北，應集中最大力量發展蘇北。項英不同意劉少奇的建議，要求新四軍主力繼續留在江南，發展安徽、浙江和江西。
陳毅領導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則按照劉少奇的指示，積極派出下轄四個團和挺進縱隊北渡長江，在揚州和泰州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另外，第四團和挺進縱隊一部合編為蘇皖支隊，向江北的儀征、天長和六合地區發展，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