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中張揚野性。
古代的湖南人被北方人稱為蠻夷，而湖南人也喜歡張揚自己的蠻性。但是，野蠻是一個在文明比照之下的相對的概念。要論及古代湖南的文明程度，其實比中國其他的各個省份，確實又野蠻不到哪裏去。
湖南人的曆史，與整個中華民族的曆史一樣悠長。
考古學的發現告訴我們，在三百萬年前到一萬年以前的這段漫長的人類曆史中，湖南就已經有了先民生活的遺跡。
湖南地處中國南部，位於長江中遊洞庭湖以南。境內湘、資、沅、澧四大水係交織縱橫，雨量充沛，森林茂密，野生動植物資源豐富，為遠古人類從事采集、漁獵和發展原始農耕提供了有利條件。湖南先民們在這種地理和生態環境下，以智慧、勤勞和勇敢，不斷開拓進取，與大自然進行搏鬥，求得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最初的原始文明。
長沙處於湘江下遊湖南的中部地帶。長沙這個地名，雖然在周成王時才出現，但在遠古時代，就已有人類在這裏繁衍生息。
距今約九千年左右，湖南的原始先民從舊石器時代跨入了新石器時代。七千一百年前的長沙先民，已能建築幹欄式高閣建築物。他們
辛勤耕耘勞作，逐步發展了原始農業和原始飼養業。
中國北方人的戰爭，給湖南帶來了一些改變。炎帝與黃帝這兩位兄弟統領著兩大部落，在涿鹿大戰，炎帝敗北，炎帝部落的一部分融合於華夏族，另一部分則被迫遷徙，居住在長江中遊和洞庭湖南北。
據傳說，炎帝部落的某些支係南遷到湖南境內各地，從洞庭湖畔直達九嶷蒼梧。於是首先有了炎帝陵的遺跡。晉朝的皇甫謐說，炎帝神農氏在位一百二十年，駕崩後葬在長沙。傳說炎帝為民眾治病，遍嚐百草，在湖南一天就遇到七十種有毒的植物，終因嚐斷腸草中毒，在長沙去世。炎帝死後葬在長沙的茶陵，他的後裔遷居到這裏。茶陵是秦漢時期長沙郡或長沙國的轄地。南宋時從茶陵分設了一個酃縣，就是今天的炎陵縣，炎帝陵在酃縣境內。炎帝陵帶有傳說色彩，反映了炎帝後裔南遷到湖南和長沙地區的史跡。
由於炎帝部落較早從事原始采集，從狩獵生活過渡到原始農業經濟，因此，他的後裔南下湖南後，傳播農耕技術，促進了湖南農業的發展。長期以來，湖湘境內留下了不少炎帝的傳說。例如有一次天上降下穀種，神農拾起來，教人們耕作，在當地設置禾倉，後來設縣，稱之為嘉禾縣。赤鬆子是神農氏的雨師，瀏陽與華容就分別有了赤鬆山和赤鬆子亭。這表明當時人們已重視氣象與農業的關係。
炎帝把農業帶到了湖南，湖湘人民對他十分懷念。衡湘百姓在清代還紀念著炎帝，隔幾裏地就供奉一根柱子，在春天祈求秋天的豐收。
炎帝、黃帝以後，我國又經曆了較長時間的堯、舜、禹傳說時代。
舜帝年輕時就“好學孝友”，聞名四海。他在位時進行了一係列社會改革。在他晚年，曾被堯打敗的南方三苗集團再次崛起，舜帝對此不能容忍，雙方發生了戰爭，舜帝也因親自南征，葬身於南國，埋葬在湖南九嶷山，也就是零陵。另有一種說法，認為舜帝南巡是為了視察水旱災害，溯湘江而上，過長沙，跋涉蒼梧，引水灌田，因積勞成疾，死後葬在零陵地界。舜帝南巡湖南在湖南民間有著深遠的影響。
不管是打仗還是巡視，舜帝在湖南留下了大量美好的傳說，一些地名與此密切相關。舜帝曾途經南嶽衡山，有記載說：舜帝將高辛氏盛甘露的瑪瑙甕搬到衡山，所以南嶽有寶露壇。舜帝在壇下建望月館，以瞭望月亮。安上峰有舜廟、舜溪、舜井、舜洞，傳說是舜帝巡狩曾在這裏駐足。傳說他還到過湘潭，並演奏了韶樂，韶山由此而得名。
舜帝之後，禹繼承他的遺誌，繼續開拓南疆。相傳禹也到過長沙。幾千年來，禹用石碑將興風作浪的孽龍鎮於嶽麓山下的神話，一直在長沙流傳。嶽麓山有禹王碑、禹跡蹊等名勝古跡。
約在公元前二千四百年左右，長沙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已進入新階段。這裏已有較多的先民在此生存。生產力的提高使原始農業有了發展，先民們已開始定居生活。漁獵仍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商周青銅時代，長沙地區經濟邁進了一大步。長沙人當時已能種植小米，並獲得豐收。畜牧飼養業也有較大發展。羊的飼養已較普遍。長沙地區有了較大規模的商品交換活動，並開始使用貨幣。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五百五十年間，中國處於春秋戰國時代。楚國是當時的一個大國，經曆了較長時間的努力，將湖南地區並入了它的版圖。西周初期，楚人已辟道長沙，聯通荊襄以達周都，並向周成王姬誦貢獻長沙的甲魚。到春秋中晚期，楚國開始強大，逐漸控製了湘北、湘中、湘西地區。
楚人統治長沙地區，大約在春秋晚期。從郢向南渡過長江後，有一條大道從公安進入湖南，經澧縣、常德至長沙。當時長沙地區的陸上交通工具已與中原無異，長沙逐漸成為楚國的重鎮。
楚國為加強對湖南地區的統治，設封君，立封地；建立郡縣製，建立移民國。楚國在擴張過程中吞並了許多國家，為安置滅國遺民，往往把他們大批遷到湖南地區，使荒僻的南楚得到大規模開發。羅子國原在湖北襄陽一帶，公元前7世紀被楚武王所滅。楚文王把羅子國遷到湖南。從炎帝開始到這時發生的多次移民，使湖湘文化帶有明顯的移民痕跡。
楚人的到來，將處於鬆散狀態的湖南社會第一次納入強有力的封建政權的統治，也給湖南人帶來了中原較為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因而促進了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的重大變革。
長沙作為楚國的“東南之會”，經過幾百年發展，城池初具規模，逐步成為南楚的政治中心。伴隨著楚人遷入定居和商品交易增多，到戰國時期，長沙已是楚人聚居的手工業和商業都相當發達的城市。
社會經濟的發達，培養了長沙人的審美情趣。那時長沙人最突出的生活習俗是善修飾、美姿容。屈原曾寫下大量描述楚人愛修飾的詩句，說長沙人喜用銅鏡、喜佩琉璃。長沙人是當時中國最愛美的種群。
楚國時期，長沙地區手工業發展突出，處於當時的先進行列。
楚國是我國最早冶煉鐵礦和使用鐵器的地方，長沙地區又是楚國較早出現鐵器冶鑄業的地區之一。至少在春秋晚期，長沙人已經使用鐵器，鑄造業達到很高水平，戰國早期以後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長沙地區的先民從新石器時代就掌握了製陶技術。楚國時期青瓷生產初具規模。琉璃即古玻璃，並非西方獨有的發明，中華大地也有最早的玻璃發明，而長沙很可能是當時製造玻璃的一個主要地區。
長沙製造漆器也很先進，長沙是春秋戰國時期漆器的主要產地。
此外，春秋戰國時代，長沙的絲紡織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
楚國時期，湖南特別是長沙，已成為楚國重要糧食基地之一。長沙地區除種粟外，還廣泛種植稻米、麥子、豆類，“百穀”幾乎都有了。與農業相關的家庭副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
楚國的商業是同農業、手工業同步發展的，其社會經濟是一種早熟的商品經濟。“楚鑄錢處”就在長沙的銅官。
楚國具有明顯的重商傾向，鼓勵跟各地發展貿易，重農而不抑商。
地處楚國南疆的湖南長沙地區，商業經濟雖不及楚國中心地帶，但到戰國時期，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
長沙作為南楚重鎮，當時已開始成為本地區的交通樞紐和經濟文化中心。湘江航運發達，長沙又是楚國的重要糧食產地，又擁有較為發達的手工業，是該地區的生產中心。這就使長沙發展成為商業中心。
楚國時期，屈原在湖南留下的足跡，對湖湘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湖湘文化打上貶官文化烙印，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秦朝在湖南設置了黔中郡，後又析置長沙郡，確立了對湖南的統治。長沙所轄範圍很廣，包括現在的長沙、嶽陽、衡陽、湘潭、株洲、邵陽、婁底、郴州、零陵等九地市，以及廣東連縣等地。
隨著秦朝對湖南統治的強化，這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同中原日益融為一體，長沙成為湖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公元前220年，秦朝修建了以首都鹹陽為中心的兩條馳道，一條向東直通山東，一條向南直達湖南的衡山。廣西、湘南以及長沙已同秦王朝的中心緊密聯係在一起。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南巡，輾轉抵達嶽陽湘山，即今天的君山，因遇大風浪，才未繼續南行。
秦朝交通的拓展，促進了湖南包括長沙地區與南方的往來，有利於商貿和經濟發展。秦代長沙的社會經濟，比楚國時期有了較大提高。
公元前202年，劉邦在經曆多年的征戰拚爭後，建立了漢王朝。
西漢時的湖南地區直屬中央，設一國三郡，一國即長沙國。長沙國所轄則包括今長沙、嶽陽、衡陽、邵陽、湘潭、株洲、婁底八地市。在後來的二百多年裏，長沙國在控製和穩定湖南方麵起了重要作用，使湘江中下遊特別是長沙地區成為整個湖南的政治中心。
漢代長沙地區經濟還較為落後，但依靠豐富的自然資源，人民的勤勞，居民的生活還算過得去。無凍餓之人，也無千金之家。
當時的長沙人掌握了完備的繅絲技術，是長沙地區繅絲技術高度發展的結果。長沙當時已經有了平放式的和斜臥式的織機。
西漢長沙地區絲織業、漆器業、陶器業等手工業發展的水平，反映出長沙先民們高超的智慧和技藝，為長沙曆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漢代幾百年間，長沙地區逐漸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基地之一。
人口的增長，是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從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長沙郡有大約二十五萬六千戶人家，大約一百零六萬人口。前後相距一百三十八年間，長沙地區的戶數增加了近六倍，人口數增加近四倍，為當時全國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
漢代長沙地區的農業有了較大發展。湖南地區包括長沙，最遲在東漢時期已開始推廣牛耕技術。水稻種植普遍，產量提高。農業有了多種經營。與農業密切相關的家畜飼養業有新的發展。釀酒業的出現，說明當時長沙地區有了較多的剩餘糧食。
東漢時期，湖南糧食開始外調。
漢代長沙地區的商業發展較快。加上交通發達，長沙與蘇州、紹興、南昌、當塗並列為江南五大商業中心。
造船業和製瓷業，是漢代至六朝時期長沙經濟的兩大傑出成就。
長沙地區及附近水域，西漢時造船業已興起。到了三國魏晉南北朝，長沙地區已能製造裝載萬斛糧食的大型船隻——“方船”。
這個時期，長沙已有較多瓷器出現。到六朝時期，長沙地區的製瓷業發展迅速，青瓷器數量相當多，製瓷業已初具規模。
在漢代，長沙來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就是洛陽人賈誼。他以才聞名，為漢文帝所賞識，二十三歲便官至太中大夫。公元前177年，他被佞臣的讒言所害，被貶為長沙王太傅。賈誼在長沙一共生活了四年，時間雖不長，但他在任內的活動和著述，對長沙和湖南的文化及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人們稱他為“賈長沙”。
賈誼才氣橫溢，眼光敏銳。他作為一名貶官所具有的民本思想，給湖湘文化注入了樸實的社會觀念。他的重農主義、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與湖南耕讀文化的形成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他的倫理觀和禮治觀，融入了湖南人淳樸的民風，對湖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農本思想以抑製工商業為條件，為湖南人不重財利、輕視商人、隻重功名的價值觀奠定了理論基礎。
西漢前期的社會，普遍出現了棄農做工經商的現象。賈誼指出：放棄農業而從事工商業的人太多，這些人都要吃飯，給國家帶來很大的損耗。而淫靡奢侈的風俗長此以往，會敗壞社會風氣。這兩種風氣公然風行，不能製止，就會影響國家的氣數，無法挽救。《史記·貨殖列傳》也記載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局麵。賈誼看到工商業占用了農業勞動力，十分焦急。西漢初人口總數不過一千萬，全國壯勞力不過三百萬，但漢代官府三大手工業——製鹽、冶鐵、鑄錢就占據了大量勞動力。漢代盜鑄錢的人多達數十萬。
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到明代發生了動搖，“工商皆本論”逐漸成為明清經濟思想的主流。從張居正、黃宗羲到王夫之，都在宣揚這種思想，湖南的工商業雖然也有繁榮的時候，但耕讀文化仍然深入人心。
寫到這裏，我們已經看到，湖南是中國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曆史的地區。湖南人的蠻，其實相對於中原地區的文明而言，並無很大的差距。因此可以說，湖南人的蠻是輕微的，在曆史上無疑不是中國最野蠻的地區。湖南人喜歡張揚自己的蠻，隻是一種血性的誇張表現。如果湖南人真是很蠻，就無法發展自己的另一個特質“靈泛”。湖南人的靈泛，正是建立在湖南地區相對發達的文明的基礎上。因此可以說，湖湘文化是一種夾帶著若幹野性的文明。
這是一種怎樣的文明？我們試圖從湖南人的精神中去尋找它的特征。由蠻夷文化、移民文化、貶官文化和耕讀文化四種要素構成的湖湘文化，給湖南人賦予了勇敢頑強、吃苦耐勞、桀驁不馴的氣質。分析得細致一點，可以列為十條。
第一，湖南人質樸、務實而不務虛。湖南人作為一個長期在蠻荒地帶拓展生存空間的內陸種群，由於氣候潮濕、環境閉塞、資源匱乏和風俗蒙昧，他們並非得天獨厚。從一開始，他們就必須胼手胝足，篳路藍縷，踏踏實實地為生存而奮鬥。
第二，吃苦耐勞，如同騾子負重行遠。古人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湖南人既然無法在天時、地利兩方麵與外省人抗衡，便隻能磨礪自己的精神，提高自己的體力、智力和耐受力。
第三，湖南人倔強，又謂“霸蠻”，堅韌執著，屢敗屢戰，頭撞南牆而不回；不勝不歸，打脫牙齒和血吞。這是湖南人吃苦耐勞的特質在精神上的反映，也是湖南人在與自然和社會的征逐中養成的品質。
第四，傲岸，不拘細行瑣德。這是被人譏笑為蠻夷的尊嚴反彈，也是貶官文化所獨有的氣節。
第五，剛健，勇於任事，銳意進取，敢為天下先。這是移民文化的一個特征。
第六，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誰，當仁不讓。這是屈原精神的遺傳。
第七，好學，雖武將亦能折節讀書，求知欲旺盛。這是受到耕讀文化和功名意識的影響。
第八，任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疾惡如仇，鋤強扶弱。這是移民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及悲天憫人的情懷，也是蠻性中固有的豪氣和血性。
第九，特立獨行，不盲從，不迷信權威，具有獨立自由的思想和堅強不屈的誌節，喜歡別出心裁，標新立異。這主要是貶官文化打下的烙印。不合統治者胃口的文人騷客，大都具有不羈的思想和不屈的誌節，把他們的觀點和主張以及狂放的精神帶到了湖南。
第十，不怕死，不要命。用湖南話說，就是：“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變神仙。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其中既有屈原投江以死明誌的情結，也有貶官文化移民文化蘊涵的反抗精神。
自古以來，中國北方產順民，南方產刁民。
為什麼南方產刁民？因為中國曆朝曆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而南方人多被視為“化外之民”。南方人本來就生活在偏見之中，逆反心理頗重。何況天高皇帝遠，但凡有鞭長莫及的時候，南方人就會蠢蠢欲動，反抗殘暴的專製統治。
曆朝的專製統治者們，對湖南的刁民非常頭疼。打開湖南各地的地方誌，觸目皆是起義、暴動、戰爭，從鍾相、楊幺起義到乾嘉苗民暴動，從湖廣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綿半個世紀的匪禍，一片揭竿而起、血染刀刃的喊殺之聲。太平天國是廣東人和廣西人發起的運動，湖南也有不少人加入。曾國藩湘軍鎮壓太平軍，有時就是湖南人之間的廝殺。到了湖南人興起維新運動繼而致力於推翻帝製的時候，湖南一地更是烽火四起，幫會組織反清複明，革命黨人響應武昌首義，在北伐中又成為全國的農運中心。在抗日戰爭中，湖南成為與日軍拉鋸搏鬥的戰場。直到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湖南，這塊紅色的熱土才安靜下來。
湖湘文化懷抱著野性與文明，就是因為湖南人的精神包含著以上羅列的十大特質。這些特質既可以令人感到野性的熾熱、自然、張揚、酣暢和放肆，又令人感受到進步、開化、包容和陽光。湖南人的質樸激情、強悍粗獷，是一種強大的原始生命力量，湖南人的開放務實、兼收並蓄和熱愛真理，又是在思想和文明指引下的執著追求。
湖南人的精神是運動著的、不定型的、與時俱進的，隨時準備著更新與豐富，使湖南人像一團海綿，貪婪地吸收著人類文明的成果。
湖南人的精神，不會停留在一種秩序和平衡。湖南人從原始的衝動中獲得提升的動力，向更高的文明攀登。沈從文說湖南人是鄉下人，他說出了湖南人精神中原始的一麵，但他自己非常看重名士風度，在大城市上流社交圈中如魚得水，說明湖南人渴望站在文明的巔峰上。
在現代文明使人類的體質與精神變得脆弱而不堪一擊的時候，原始的野性顯得彌足珍貴。湖南人似乎是懂得這一點的，在幾百萬年的進化中，他們沒有剔除骨子裏殘存的那點野性，而是炫耀著可以追溯到幾百萬年前的蠻性，把生命的原始特質看得那麼高貴，那麼稀罕。他們心裏永遠珍藏著一幅高更風格的圖畫，那是不著人文痕跡的大自然，是急流險灘的江水，是呼嘯猿啼的山林，是水天一色、風月無邊的大湖，是白雲翻滾猶如萬馬奔騰的蒼天。
耕讀文化的烏托邦，是秦時明月的桃花源。讓時光凝滯在一個原始的時空，是為了保留曾經有過的天真和淳樸。湖南人用幻想來強迫文明停止向前邁去的腳步，他們不是真要去阻止曆史車輪的滾動，隻是為了珍藏心中那一份生命本初的感動。
在宋代以前，屈原、賈誼和柳宗元對湖湘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都是貶官，又各有鮮明的主張和偉大的情懷，他們的個人魅力，足以為湖湘文化增添一種旋律，豐富一抹色彩。他們沒有規範也沒有壓抑湖南人帶有野性的精神，而是使之更加激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