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對湖南的統治，使湖南土著與外來的楚人融合，而屈原的精神，點燃了湖南人的愛國主義熱情。秦朝的統治沒有使湖南人屈服，倒是包括湖南人在內的楚人，使秦朝走向了滅亡。自漢代以後，湖南人受到賈誼的影響，唯耕與讀，度過了漫長的歲月。其間，湖南繼續接納著外來的人口和文明，湖湘文化仍然以一種帶有原始野性的文明形態在湖南本地延續，卻沒有引起外地人的注意。湖南一地，盡管在漢代出過蔡倫，在三國時代出過蔣琬，在唐代出過大書法家歐陽詢與懷素，但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湖南正在醞釀著一種力量，將會催生出大批的人才。
嶽麓書院鼓吹經世濟用，也為商人鼓掌。
湖湘文化充滿了激越的進取精神。到了距今大約一千年的時候，湖湘學派的創立，為湖湘文化注入了理性和思考的成分。
由於湖湘學派與嶽麓書院有著無法分割的淵源，因此，嶽麓書院也就成為湖湘文化的一座著名的論壇。
嶽麓書院正式創立於公元976年，曆經宋、元、明、清各代，到1903年改為湖南高等學堂，然後相繼改為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千年歲月，弦歌不絕，故有“千年學府”的稱號。
一千年，似乎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與湖南人三百萬年的曆史相比，卻又非常短暫。不過，嶽麓書院千年的曆史，已經使它超過了法國巴黎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的年齡，也足以使它留下朱熹、王陽明、周敦頤這些大學者的足跡，使它一度成為中華文明的學術中心，培養出很多“傳道濟民”的人才。
一千多年的曆史，給了嶽麓書院許多的殊榮，中國大批的政治人才和思想精英，從它的院舍裏，意氣風發地走向了文明開化的前沿。思想家王夫之，愛國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燾，軍政家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維新派誌士唐才常，革命先鋒陳天華、蔡鍔，教育家楊昌濟，都在嶽麓書院接受過培訓。嶽麓書院靠著這些精英，證實了朱熹做出的“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預言。
有人說，嶽麓書院之於中國，就好比牛津和劍橋之於英國，哈佛與耶魯之於美國。還有人說，嶽麓書院對於人才的造就，勝過北大和清華。這些話出自湖南人之口，未免有自誇之嫌，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嶽麓書院值得湖南人引以為自豪，總是一個事實。
今天的嶽麓書院，在教育體製上當然已經現代化了，但表達書院精魂“實事求是”的匾額，依舊巍然高懸。它在呼喚人們保持一種樸素的學風，在千年以後的今天，繼續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嶽麓書院的存在，固然是湖湘學派的一個象征，但也是傳播湖湘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由於湖湘文化兼收並蓄的特質，嶽麓書院沒有成為某一個學派的聖殿，而是成為一個有助於湖湘文化吸收各種學識的論壇。人們在這裏可以討論“知行合一”，也可以鼓吹“無其器則無其道”；既可以在這裏萌生政治改良的念頭，也可以立下經世濟用的宏願；這裏響起過維新誌士的聲音，也曾回蕩著推翻帝製的呐喊；誕生在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也曾在這裏最早燃起中國人共產主義思想的火花。
由於嶽麓書院繼承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它得以成為湖湘文化的一個標誌。由於嶽麓書院是一個論壇，它又得以成為一個容許學子們自由吸取各種學派思想精華的教育基地。它的這種功能，為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開闊思維的湖南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它也為湖南人重視教育的傳統，開出了一條先河。
嶽麓書院的誕生，本身就是中國的一個創舉。從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後建立了石鼓書院和嶽麓書院，是中國記載中最早出現的書院。
兩宋時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以鮮明的特色在全國引起關注的時期。這個時期，湖南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重要理學派別——湖湘學派。
中國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是北宋年間一個地道的湖南人，但是因為他的主要活動不在湖南而在江西，對湖南本土的影響不是很大。到了南宋，從福建遷居湖南的胡安國與胡宏父子，仿佛是為了使理學回歸故土，把周敦頤所開創的理學傳到湖南，並創立了湖湘學派。胡宏的弟子張軾，也從四川來到湖南，致力於理學的研究與傳播。張軾這個人的生平，人們似乎知之不多。如今互聯網上流傳著一首題為《立春偶成》的詩，就是張軾的作品。當代人喜歡這首詩，大約是因為這首詩不僅給人以熱愛生活的美感，同時也有能催人上進的緣故：
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
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差。
大約就是從胡安國父子和張軾的時代起，湖湘文化中開始注入了理性的成分。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學的形成。這個學派把“理”當作宇宙的最高本體，以“理”為哲學思辨的最高範疇。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精致、最高備的理論體係。湖湘學派是理學的一個重要流派，他在長沙地區形成以後，對湖湘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胡安國、胡宏父子是福建崇安人。1097年，胡安國進士及第，踏入仕途，遷居潭州城南，提舉湖南學士，在官六年。以後還任過中書舍人等職。如果仕途順利，也許他就不會研究學問。但他在官場中混得不好，晚年幹脆辭職退隱，致力於學術研究。
北宋末年，黃河流域戰爭頻仍，中原士人紛紛南下，給長江流域的文化興盛創造了機遇。胡安國也於南宋建炎年間，即公元1127年到1130年之間，率領家人和弟子，從荊門來到湖南，在湘潭建起碧泉書院，由此在湘潭前後居住了三十年。然後，他又在衡山山麓開辦了文定書院，以講學撰述為業，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憲等外，還吸引了眾多湖湘士子前來就學。其中僅長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資治通鑒》的譚知禮，以孝友信義著稱的黎明等。
由於胡安國的弟子門人眾多，湖湘學派就奠定了基礎，成為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學派別。1138年春，胡安國在湖南逝世，葬於湘潭陰山。他的傳世著作有《春秋傳》、《資治通鑒舉要補遺》等。其中《春秋傳》是他以畢生精力纂修而成，成為元明兩朝科舉取士的經義定本，也是湖湘學派的代表著作。
胡宏是胡安國的次子，字仁仲，因長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們稱他為“五峰先生”。胡宏從小就在父親胡安國的督導下研習經學， 1125年，二十歲的胡宏進入太學，師從程門四大弟子之一的楊龜山，成為二程的再傳弟子。金兵南侵時，他和父兄一起遷居潭州，創辦碧泉等書院，並曾到寧鄉朱良橋鄉的靈峰書院講學。
胡安國逝世後，胡宏獨立治學，以振興道學、醇化風俗為己任，寫成了《知言》、《皇王大紀》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被湖湘學派奉為經典。當時，一批批誌學求道的青年紛紛來到衡山追隨胡宏研經讀史。這樣一來，湖湘學派形成了思想體係和人才群體，完全奠定了作為南宋一個重要理學派別的基礎。在胡宏教授的學生中，張軾、彪居正、吳翌、趙師孟等人，後來都是著名學者和湖湘學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張軾，更成為湖湘學派的一代宗師。
四川綿竹人張軾，宇敬夫，號南軒。他的父親張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樞密使，封魏國公。張軾少年時隨父親遷居湖湘，從此湖南成為他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張軾奉父親之命到衡山拜胡宏為師，學習二程理學，經過潛心苦讀和四方講學交友，學業日進。胡宏曾稱他“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張軾推動了宋代理學的發展。宋代理學家強調義和利的對立，張軾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對立實質上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利就是人們違背天理的心理活動，所以人們必須進行內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論、行動都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為社會政治道德就是綱常倫理，因此人們必須接受綱常倫理的規範。
張軾還注重“力行”，反對空談，強調道德實踐，行至言隨。此外，在宇宙論、人性論等方麵，張的議論也有其特點。因而，他成為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和朱熹、呂祖謙合稱“東南三賢”。
當時，朱熹兩度來到長沙，呂祖謙也寓居潭州所屬醴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東萊書院。“東南三賢”都來潭州講學，可見湖湘學派盛況空前。
1165年，張軾在長沙城南寓所授徒傳業，後又主講嶽麓書院，從學者廣及江西、浙江、江蘇、四川等地，名聲遠播，湖湘學派規模得到很大擴展。如果說胡安國、胡宏父子是湖湘學派的開創奠基者，那麼是張軾使湖湘學派達到了極盛。當時學者就有評價：“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這一現象，深深影響到以後千餘年的湖南文化曆史。
張軾去世後，他的學生許多改從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撫使期間，又致力於振興嶽麓書院，經常和生徒講論問答。於是，程朱理學在湖湘占據了學術的主導地位。
湖湘學派之所以能夠融入湖湘文化，因為它不存門戶之見，抱兼容並蓄態度，對不同的學派並不一概否定，而是互為取舍。
宋代以長沙為中心的湖湘學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個學者群體。這個學派重視經世務實和包容眾家之長的學風，和湖湘文化的基因相吻合，因此得以流傳下來，促使湖南人奮發成材。
喜歡幹大事、能夠成大局的湖南人，確實身體力行了湖湘學派關於知行合一的理念，他們隻要認定了某個主義、某條道路，就會持之不疑，行之不悔，如左宗棠所說的“一意幹將去”。湖南人“霸蠻”而又“靈泛”，其不勝不歸的硬漢精神和死士精神，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韌。此外，湖南人有很強的種族觀念和國家觀念，連閭巷細民也關心政治，先天下之憂而憂。湖南人建功、立業、揚名的心勁特別足，這是湖湘文化的熏陶使然。
在風雨如晦的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翁同龢、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和章炳麟這些“王牌”人物，無不與湖南的俊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或是師徒，或是盟友，或是同誌，或是勁敵，或是仇讎。由當初“無湘不成軍”到後來“無湘不成事”，從當初“蠻荒之地，人才鮮少”到後來“湖南人才半國中”，近現代百餘年間，湖湘雄傑的奇能偉力確實令人歎為觀止。
從晚清到民國，天漏日殘，湖湘雄傑每每迎著險惡去建功立業，充當“補天者”和“追日者”。他們一環扣一環，形成緊密堅固的人才鏈，屢次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的作用。曾國藩一手締造湘軍，平定太平天國；左宗棠統領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邊陲的金甌完整；譚嗣同頭顱一擲，激起了革命回聲；陳天華蹈海而死，使同盟會空前凝聚；黃興指揮各地起義，使中華民國有了明顯的胎息；宋教仁組織政黨內閣，使民主憲政射出第一縷晨曦；蔡鍔打響護國戰爭，徹底鏟斷了封建帝製的根係……從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黃興到楊昌濟、毛澤東；自嘉慶道光年間的湖南經世致用派、鹹豐同治年間的湘軍集團、戊戌維新群體、辛亥革命誌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身上，都或明或隱、或多或少地閃現出湖湘文化基因的影響。由此可見，湖湘學派對近代湖湘文化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極為深遠的。
清代以來，湖南地麵好像是春天向陽山坡長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不單是政壇軍界，就連文藝、學術方麵的人才，也能排成長隊，王夫之、何紹基、王闓運、王先謙、歐陽中鵠、葉德輝、易培基、易順鼎、齊白石、歐陽予倩、賀綠汀、沈從文、田漢和丁玲，哪一位不是大師和巨匠？哪一位不是在其領域內執大旗扛大鼎的人物？
在明朝中葉，嶽麓書院接待了浙江餘姚人王陽明。他本名王守仁，字伯安。當時社會矛盾尖銳激化，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對強迫灌輸的教育觀，受到了學界的歡迎。
1507年，王陽明因觸犯太監劉理而被謫貶到貴州龍場，途經對貶官文化十分歡迎的湖南，先在醴陵靖興寺和泗州寺講學，再到長沙講學於嶽麓書院。他居住在嶽麓山，為朋友和門徒諄諄講解良知的學問。當時，湖湘學派被人淡忘，需要振興，而陽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興起了許多有誌之士。從此，王陽明的學問開始在長沙傳播。
1539年，王陽明的弟子季本來到長沙。他又是一位貶官。他當到了南京禮部郎中，不料出了事，被貶謫到湖南辰州，又升任長沙知府。在此期間，他修葺嶽麓書院，並親自開講，吸引了大批士生前來聽講。季本進一步傳播王陽明的學說，直到被罷官回鄉。
在這期間，王陽明的弟子羅洪先也在嶽麓書院講學。羅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特別強調“良知”要義，認為“良知”二字，是陽明先生一生經驗的心得。但他沒有盲從王陽明，對王陽明認為良知完全出於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與後天學養有關。他這種不盲從的品質，對嶽麓書院的學生產生了一定影響。
明朝萬曆年間，王陽明再傳弟子張無忭也到嶽麓書院主講，對王陽明學說在整個湖南地區的流傳，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張元忭是浙江紹興人。1582年，他因使事入長沙，應兵備道李天植的敦請，主教嶽麓書院。明代初年，張居正執掌宰相權柄後，一度調毀書院，禁止自由講學，但嶽麓書院雖因其獨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毀棄，但講學之風早已停止。張元忭致力於重振書院學風，一些著名的王門弟子相繼在此講授良知之學，湖湘四方士生紛紛慕名而來。嶽麓山下，湘江河畔，一時又書聲朗朗。嶽麓書院又進入一個學術繁榮期。
王陽明及其弟子在長沙嶽麓書院的講學活動，並沒有排斥尊程朱理學為正宗的湖湘學統，而是表現出二者相融合的傾向。不僅如此，張元忭還對朱熹和張軾表示了極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學派海納百川、經世濟用的傳統，得以保存下來。
王陽明和他弟子們影響了許多後起的湖南學子。如以後任長沙惜陰書院和嶽麓書院山長的長沙人吳道行，就是張元忭主講嶽麓時的學生。他在聆聽了張元忭的講學後，衷心服膺，追隨左右。他日夜發憤攻讀，終於成為湖南著名學者，他悉心修輯的《善化縣誌》、《長沙府誌》都堪稱佳作。王夫之在崇禎年間就學嶽麓書院，對山長吳道行的學識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學術思想的形成與吳道行有密切關係，並更長遠地影響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於1619年，卒於1692年，享年七十三歲，是明清跨代的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他是衡陽人，晚年居住在衡陽的石船山，學者們稱之為“船山先生”。明朝滅亡後，他在衡山舉兵起義，阻擊清軍南下。戰敗後退到肇慶，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職。由於反對王化澄，差一點進了大獄。他決心隱遁，遊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漣源及邵陽等地，躲在窯洞裏，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懇著述，四十年都沒有蓄辮子，其愛國氣節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曆法、數學和地理方麵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經學、史學和文學。在哲學上，他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認為 “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他又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曆史進化論。在知與行的關係上，他強調行是知的基礎。他在政治上反對豪強地主，主張減輕自耕農的稅收，而增加地主的稅賦。他善詩文，工詞曲，論詩多獨到之見。所著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王夫之的經世之說，影響著清朝幾代長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導“留心經濟之學”，在經濟思想上頗有建樹，是我國較早論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場調節理論的學者。他認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眾缺了商人，就無法互通有無，維持生計。隻有商品流通，才能給百姓帶來各種生活用品，並為國家提供豐富的儲備。他充分認識到價格對市場供求的調節作用，主張讓市場價格自由漲落。他在《黃書》中論述了商業促進發展鄉鎮經濟、為農民提供生活資料的社會功能，讚揚了商品流通對社會經濟的重要影響。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學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觀，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張滿足人生的物質要求。他還要求富民大賈成為國家的中堅，主張發展自耕農經濟。他的主張，推動了清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王夫之的厚商興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區自然經濟逐漸向商品經濟潛變的印證。當時長沙的經濟發生潛變，突出表現為農產品的商品化趨勢。長沙米市逐漸與九江、蕪湖、無錫米市齊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裏，清政府開始實施“輕徭薄賦，加惠商民”的政策，對商人有三個方麵的優惠政策：一是免征糧食稅，使商人為了賺錢，把糧食運到災區接濟災民，平抑災區糧價；二是整頓稅關，以防法外苛取，克剝商人；三是減輕市稅，規定官員不許額外苛索，不許重複征稅；不許貪官汙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王夫之雖然是南明遺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卻對他的思想推崇備至，清巡撫鄭端多次請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統治者實際上讚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減賦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長沙商貿受益匪淺。至乾隆年間，長沙已是湖南僅次於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賈雲集，百貨流通，競爭十分激烈，成為清代四大名鎮之二的漢口鎮、佛山鎮之間的重要交通樞紐和商品集散地。在秋冬之交，安徽商人載鹽而來，載米而去；江蘇、山西、陝西、河南與廣東的客商，則販賣皮革、古幣、玉器、古玩，以及綾羅綢緞。繁華的市麵，從南關內一直綿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熱鬧。
在嘉慶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間，長沙城已發展到沿江十餘裏的街市，有幾萬所屋宇，城內人煙稠密，冠蓋紛壇，閭閻林立，商賈雲集。清初實行海禁，湖南長沙反而受益。清政府僅開放廣州為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內地土貨的出口，西方洋貨的進口，必須在廣州進行。乾隆年間，廣州人大多數經商，跑到長沙和漢口，有見識的人則南下澳門，跑到國外，行程千萬裏，將中國的寶物拿去做貿易，獲得很大的贏利。這樣，在廣州與內地之間，形成了一條商道，長沙則是這條商道的必經之地。因此，長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區之一。南京等地所產的綢緞，被運到湖南，越過五嶺，靠著馬車和船舶，運往更遠的地方。蘇杭一帶相當數量的綢緞，正是經過湖南這條商道，遠銷東南亞、南洋和歐洲。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產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銀來支付貨款。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前很長一段時期裏，長沙地區的對外貿易格局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