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嶽麓書院的活動，使嶽麓書院承載了商品經濟的思想。晚清以後，嶽麓書院更是鼎盛一時，培養出眾多影響中國曆史發展的人才群體，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為代表的“中興將相”；以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為代表的維新變法派；以蔡鍔、陳天華、程潛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從1916到1919年三年之間，青年毛澤東數次寓居嶽麓書院，和蔡和森、鄧中夏、何叔衡、謝覺哉、李達、羅章龍等大批師生一起，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對中國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嶽麓書院交流開放、海納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輝映，它的存在加強了近代湖南人開放務實的觀念。它的很多學術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質，豐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學如今還在自覺繼承和發揚嶽麓書院“博於問學，明於睿思，篤於務實，誌於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傳統。湖南的現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優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嶽麓書院極大地推動了湖湘文化的繁榮和傳播。嶽麓書院在宋代剛建立時，湖南人除了熱心於理學的湖湘學派以外，在經學、史學、地理學、文學藝術、醫學及考據學等方麵，都有非凡的建樹。
嶽麓書院對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奇偉。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和發揚的“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精神，都能在嶽麓書院的論壇上找到根源。
嶽麓書院最值得紀念的品質，就是提醒人們：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堅韌剛直，開拓創新，海納百川，兼收並蓄，實事求是，經世濟用。
從曆史源流看，嶽麓書院作為“天下四大書院”之首，標誌著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實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觀的成就，就是湧現出一代代炳耀史冊的知識群體，而他們不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行為軌跡上，都與嶽麓書院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嶽麓書院已被視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為湖南人的精神載體，標誌著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嶽麓書院所記載的文化精神曆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靈史。
湖湘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我們已經知道，湖南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湖湘文化激越衝突的個性，移民文化鍛造了湖南人吃苦耐勞和拚搏奮發的精神，湖湘學派的四百年道統，奠定了湖南人講究格物致知和實事求是的思維方法。
近代湖湘文化的傳承，具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傾向，就是格物致知、經世濟用、實事求是。
在一段時期內，湖南人在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下，把博取功名作為實踐的目標，作為人生價值的最高體現。湖湘文化強調以仁政為內核的人治，關注現實生活；又因學術開放而糅雜了許多學派，因此缺乏係統性；也不崇尚從理性思辨上對宇宙終極和人生終極深加探討。這是湖湘文化的一種特色，它因此保持著積極進取的精神，而避免了耽於思辨和洞察人世所帶來的惰性。盡管湖南人中並不乏以哲學思辨見長的學者，但他們受到湖湘文化的影響，仍然對當時社會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許多積極的主張。
湖南人的這種學風，導致他們重視實學和理工技術。這曾經給中國八股成風的封建社會，吹進了一股清新的氣流。直到現在，這種學風對於中國社會和科技的進步，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中國人非常需要抵製流於空談、鄙薄技術的陳腐習慣，而湖湘文化精神的張揚，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極好的防腐劑。
湖湘文化鼓勵人們積極入世，使湖南人關心各種社會問題，並且提出強烈的主張。當然，由於各人見識並不一致，湖南人的主張在橫向的溝通和縱向的延伸上都會出現一些斷層或悖論。例如，魏源和曾國藩處於同一時代，前者提出要向西方學習，而曾國藩卻為了保衛孔教名分而向引進西洋宗教的太平天國開戰。又例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的湘軍保住了腐朽的清朝，而黃興和蔡鍔卻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而戰。由此可見，湖湘文化提倡的是一種精神，而具備這同一種精神的人，會為各自信奉的教義或主義而奮鬥。因此可以說，不論文明的觀點是如何地衝突，湖湘文化的精神素質總是具有積極的意義。
因此，就湖湘文化一貫的精神而言，我們無法說它是主張社會的保守還是讚成社會的開放，也無法說它是重農或是輕商，它隻是促使人們積極地關注社會動向，去用自己的才幹去解決社會問題，或是維護社會的安定，或是參與社會的變革。
在同一個曆史時期，湖湘文化的這種精神，往往在湖南人內部造成觀念的衝突和才幹的對峙，並且因不同的主張而形成對立的陣營。因此，這就造成湖南人不抱團的現象。這種情況，常常導致湖南人牆內開花牆外香。所謂“楚材晉用”，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古往今來，許多湖南的人才，都是在湖南之外取得成就。曾幾何時，湖南人形成一種共識：想要有所作為，必須走出湖南的山川。
這種現象會帶來一個必然的結果，那就是湖南人善於尋求與外部的聯合。曾國藩湘軍中的猛將鮑超和塔齊布，都是外省人，他們是曾國藩建功立業的得力幫手。胡林翼與滿人官員官文合作得很好，還結為親戚，而曾國藩最得意的弟子不是湘鄉人，也不是湖南人，竟是安徽人李鴻章。湖南人近代以來與廣東人的結合，更能說明問題。湖南人的才幹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使他們在外省得到那裏人們的尊重。他們的才幹與外省人的各種優點結合起來，往往能成就一番大事業。黃興協助孫中山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傳為天下美談。
當然，湖湘文化除了提倡注重實幹、勇於任事、自強不息、勤勉樸實的做人的精神，也有一種信仰的基調。愛國主義是湖湘文化的一個基本傳統。很明顯，愛國主義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會有不同的內容，而且在同一個曆史時期中，不同的人同樣從愛國主義出發，也會在具體的取舍上產生不同的理解。湖湘文化提倡的愛國主義，無非是從憂患意識中誕生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的曆史責任感與使命感。
屈原和賈誼兩個外省人，跑到湖南來，為湖湘文化確定了愛國主義的基調。這兩個人都是被人讒言誣告貶謫到湖南的官吏，但他們仍然忠君愛國，憂國憂民，他們的事跡深深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湖南人發揮了愛國主義精神，一些湖湘學者遵照儒家“華夷之辯”的理論，主張抗金抗元，反對妥協投降。還有許多湖湘士人投筆從戎，投身到抗金抗元的戰爭中。明末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早年舉兵抗清，後兵敗返鄉，遁跡鄉裏，陋居山洞，終身不蓄發，誓不降清。
中國近代由於西方列強的侵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由近代湖南人發揚光大。近代湖南士人幾乎都將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當作自己神聖的職責與使命。他們為此煥發出百折不撓和勇於獻身的奮鬥精神。為了最終達到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目的，他們主張把抵製外國侵略與向西方學習結合起來。湖南人最早提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又最早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教製度。郭嵩燾與曾紀澤是這方麵的先行者。
湖南新政運動可以看作是中國政治製度改革的最早嚐試。在學習、宣傳和實施西方民主共和製度時，湖南人中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釗等—大批宣傳家，也出現了為實現民主共和而浴血奮戰的實幹家，如黃興、宋教仁等。袁世凱複辟帝製，湖南人蔡鍔奮起捍衛共和成果，護國討袁。當民主共和後來被軍閥政客偷梁換柱變成一塊空招牌時，毛澤東、蔡和森等一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湖南誌士又乘時而起，效法俄國的革命者，把反帝愛國與共產主義運動結合起來。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探索湖南新文化運動的方向，毛澤東等人後來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都展現了博采眾長、廣為交融的開放精神和獨立奮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
經世濟用、愛國主義和湖湘文化的開拓創新與兼收並蓄的傳統，使湖湘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能夠長久地驅策湖南人成為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因此，湖湘文化也可以稱為一種勵誌文化、成材文化。湖南一地人才輩出，正是因為湖南人時刻在經受勵誌文化和成材文化的熏陶，以至於終身都懷抱著成材的夢想。
細論湖湘文化的精神，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勵誌和促人成材的明顯特征。
敢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之一。用俗話說，就是具有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膽量。湖南人在這方麵表現的事例，實在多不勝數。
長沙人楊毓麟在1903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新湖南》的文章，列舉大量事實說明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他說，道州人周敦頤稱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而衡陽人王夫之創立了一種將樸素唯物主義與樸素辯證法相結合的哲學體係，魏源第一個睜眼看世界，提倡向西方學習。楊毓麟說，“我湖南有特別獨立之根性”，“其岸異之處，頗能自振於他省之外”。他指出了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在楊毓麟那篇文章發表十七年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熱血青年，做了一件敢為天下先的事情。他們組織民眾，發起驅逐殘酷統治湖南的北洋軍閥張敬堯的運動，並設想在湖南建立一個擺脫一切外來反動勢力幹涉的世外桃源——“湖南共和國”。
為了支持這一運動，安徽人陳獨秀於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也就是本書刊於卷首的那篇《歡迎湖南人的精神》。陳獨秀把“湖南人的精神”概括為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毛澤東在驅張運動勝利之後接著開展的湖南自治運動中，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這就說明，毛澤東自覺地繼承湖湘文化中敢為天下先的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成為湖南最傑出的人才。
同治九年，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時目睹法國公使仗勢欺人，心裏萌發了一個想法。第二年，他與門生李鴻章一道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議選擇聰明的幼童，送到外國的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各科目，計劃他們在十多年後學成回國，掌握了西方人所擅長的技術，再教會其他中國人，然後中國就可以漸圖自強。毫無疑問，他們為拯救落後的中國開出了一劑有效的藥方。
湖南人郭嵩燾，在中國近代第一個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民主政治製度。他是我國駐英國的第一任公使，在國外看到了先進的政治製度和文化習俗，多次上書朝廷，但得不到朝廷重視，鬱鬱寡歡，辭官而退。他犀利的眼光和敢為天下先的倡議，得到了後世人的欽佩和肯定。
郭鬆燾的事跡和遭遇，在這裏應該多寫幾筆。
郭鬆燾十九歲就中了進士，入了翰林。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他在浙江學政羅文俊的幕府中，親眼見到海防失守，非常氣憤。他主張既要學習西方建造工廠，又要學習西方的政教。他說，要遵循西洋的方法求得自身的富強，如果不學西洋的政教，就不可能收效。
後來，他作為欽差大臣，在英國居留兩年，實地考察西方科技文明、政教風俗、經濟發展，廣泛接觸英國各界人士，了解各個方麵的成就。他以強弱為標準，把各國放在平等地位上來評價得失優劣，體現了世界一體的眼光。
郭鬆燾一直主張在對外交涉中注重國際公法的概念，這在當時當然是頗具識見的。然而，郭嵩燾對西方文明的深刻見解，並不能見容於當時愚昧自大的中國社會，反而被視為驚世駭俗、離經叛道的荒謬言論。1876年，他被任命為駐英法公使時，京城裏傳遍了攻擊他的謠言，說他與中國社會格格不入，又說他離開祖國，去為外國鬼子工作，是不對的。一些湘籍人士表示恥於與他為伍，甚至打算聚眾搗毀他的住宅。但是，郭鬆燾性格堅毅，對人們的非議不以為然。他說：天下人都誹謗我，而我心中泰然。
他在臨終前不久，還作了一首自題小像詩：“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雖然是眾人皆醉他獨醒，但他卻充滿堅定的信心和無私無畏的精神。
郭嵩燾逝世後，王先謙等人寫報告，李鴻章代奏朝廷，請求為他封諡，慈禧太後還是沒有同意。義和團在京城搜殺“二毛子”時，仍有官員奏請鞭打他的屍體，“以謝天下”。
許多事例說明，湖南人敢為天下先。這些人才往往洞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率先提出順應時代潮流的主張，或者走在潮流的前麵，做出驚人之舉。魏源、曾國藩、蔡鍔三個湖南人，分別從科技、教育、社會製度三個方麵，推進了中國走向世界的近代化曆程。順應時代潮流是他們共同的選擇，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
敢為天下先的湖南人太多了，陶澍改革鹽政、開創海運，賀長齡策劃《皇朝經世文編》，左宗棠創辦馬尾船政局，郭嵩燾首開中國出使西方之先聲，彭玉麟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部驚世之作鼓吹呐喊，譚嗣同衝決羅網維新變法，王先謙集巨資創辦阜湘礦務總公司，黃興和宋教仁等人集會組黨，以革命手段推翻帝製建立共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親手創建一個新世界。他們的所作所為，詮釋了一種精神的真義，這種精神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與時俱進”。
與時俱進的人，必須敏於接納新思想和新學問。這樣，我們又接觸到了湖湘文化兼收並蓄的傳統。“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博采眾長，呈現出許多文化交融的過程。
首先，湖湘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間交融的結果。湖南的土著文化，即所謂的蠻夷文化，長期以來，與貶官文化、移民文化和中原主流文化發生交融。
其次，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交融的地域，既包括湖南省內的不同地區，也包括湖南省外的國內其他地區。
第三，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學派相互交融的結果。楊昌濟對於各派學問的開放意識，充分體現了湖湘文化的包容精神。他是從宋學入門做學問的，但他承認漢學家考據的功力；他是從程朱學說入門的，但他承認陸王見識卓絕。他號召人們認同子思的思想：萬物共同生長互不相害，在平行的道路上走各自的路而互不相悖。他希望做學問的人各自抒發心得，以打破思想界的沉寂，萬派爭流，終歸大海。
第四，湖湘文化也是與外國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明末清初，大批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在傳教布道的同時，傳授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到了近代，曾國藩首倡清政府派遣留學生出洋。戊戌期間，譚嗣同等人擺脫傳統束縛而大力提倡西學，樊錐、易鼐等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後來，黃興、宋教仁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國道路。在這些過程中更加增強了兼收並蓄的功能。
湖湘文化激勵湖南人成材，而成材的湖南人又進一步光大了這種勵誌文化和成材文化，因此，湖湘文化的生命力，不斷地獲得了前進的動力，不斷地更新著自己的生命。
勵誌文化造就了世界人才史上的奇跡。
湖南人在勵誌文化的熏陶下不斷成材，因此使自己的家鄉湖南出現了世界人才史上的奇觀。
湖南不是人口大省，麵積也不大。
湖南人口隻有六千多萬，其中少數民族約五百多萬。也就是說，全國人口每二十個人中還平均不到一個湖南人。
湖南省東西寬六百六十七公裏，南北長七百七十四公裏。麵積二十一點一八萬平方公裏，占全國土地總麵積的百分之二點二，在全國各省區中居第十一位。
湖南處於內陸，多山多水，四麵閉塞，現代化開發的曆史不長。在這樣一個省份裏，近二百年來，忽然湧現出大批的人才，引領著中國曆史的潮流，不僅影響和領導了中國，而且影響了世界。這種超常規的現象，就是一個人才的奇跡。
為了概括地描述這個奇跡，這裏隻能列舉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湖南人才的名字。
清末傑出的思想家魏源，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倡導對外開放。
清末還有一批挽救清朝危機的“中興名臣”，他們當中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曾國荃、郭嵩燾。曾國藩和左宗棠位至軍機大學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書。整個湘軍係統中，共有十五人當過總督，其中有四位雖非湖南籍人士，但都是曾國藩保舉上去的，包括原湘軍幕賓李鴻章等；有十四人當過巡撫；當過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總兵、參將、副將和州府道員的，就不可勝計了。
維新誌士的代表人物有譚嗣同、唐才常，他們用智慧和鮮血點亮了照徹暗夜的薪火。
從舊民主主義革命開始，湖南湧出黃興、蔡鍔、宋教仁、陳天華、
禹之漠、馬益福、劉道一、劉揆一、楊毓麟、焦達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領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湖南籍共產主義革命家中的代表人物，有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榮桓、任弼時、林伯渠、李富春、陶鑄、胡耀邦，他們都是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幾乎盡人皆知。
這些湖南的人才，都是推動中國近代曆史的巨人。有曆史學家說，中國的近代史有一半是湖南人寫出來的。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妥帖，湖南人在中國近代曆史進程中擔負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卻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湖南人才的奇跡，由於他們在社會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由於他們總是在近代曆史的關鍵時刻發揮力挽
狂瀾、承先啟後的關鍵作用，而被人們長期地傳誦。
湖南人才的奇跡以轟轟烈烈的聲勢出現，因為這些人才都表現出了一種氣吞山河的氣概。湖南人才在近代中國奮發有為的曆史一再表明，他們隻要認準了一個目標，有了一種思想主張，就不會輕易改變。而總是以“雖百萬人軍中，吾往矣”的無畏氣概，為這種目標、主張的實現而進行不折不撓的搏擊，至於勢之順逆，人之毀譽，則全然不去顧及，即使斷頭灑血、粉骨碎身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