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才奇跡的出現，因其突然發生而令人驚愕。中國近代第一批湖南人才的湧現，那麼出人意料，完全是不期而至。要不是朱熹在將近一千年之前發出過那麼一句著名的預言，“惟楚有才，於斯為盛”，人們幾乎根本看不到有關它的任何預兆。朱熹預言的應驗，時間隔得太長久，以至於人們幾乎忘記了這個預言的存在。然而，當它終於應驗時，人們又不得不嘖嘖感歎這位南宋大儒具有強大的預測能力。
是啊，在王夫之和魏源出現以前，在湖南這個不受曆代統治者重視而往往被他們當作打發罪犯和貶官來居住的地方，確實沒有出過幾個名人。湖南的人才，被埋沒在自己遠離政治中心的家園。我們可以假設，在到清末為止的漫長的曆史歲月裏，湖南的人才其實和清末一樣多，但他們沒有出頭之日，因為他們沒有機遇登上廣闊的曆史舞台。
令人窒息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是漫長的，對於中國人，尤其對於湖南人，那是幾千年單調而沉悶的日子。梁啟超說：一部中國史，三千年如一日。屈原和賈誼對湖南人的影響，在抗金、抗元時有所表現，但大多數時候，卻被掩蓋在沉寂之下。蔡倫做出了永遠令中國人自豪的偉大的發明，但在封建社會裏未能為湖南人帶來崇高的聲望。湖南人的身影重疊在曆史的陰影中，無法走到絢麗的陽光之下。湖南藏龍臥虎，但龍未行雨，虎未出山。朝代在更替，諸侯分封割據，又被一一剪除，天下大事，按照不變的軌跡運行，把湖南的人才壓得透不過氣來。在他們無法出頭的時候，有誰知道他們是不是人才？
但是，湖南人終於得到了機遇。他們一旦得手，就以人才奇跡所具有的力量，把中國三千年的封建史生生地扭轉了方向。他們根本不理睬“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鬼話，強調隻有變法才是出路，他們向中國三千年的封建統治猛烈挑戰。中國曆史發生了巨變，幾經曲折，走上了現代化建設的道路。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湖南的人才奇跡，令全世界為之驚歎。
魏源的一句“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喚醒了中國的有識之士，也使日本人從夢中驚醒。日本人醒過來之後，沒有賴床，也沒有伸懶腰，而是立刻按照魏源的思路，研究富國強兵的對策。於是中國的這個一衣帶水的鄰邦，很快就積攢起了侵略中國的本錢。從魏源說出的這句話傳到日本的那一刻起，湖南已開始令世界矚目。
曾國藩、左宗棠這些湘軍首領，從軍事上找到了朝廷允許漢人武力崛起的機遇。他們自己都為能有這樣的機遇而吃驚，禁不住要揉一揉自己的眼睛，證實不是在做夢。盡管他們本來就是滿腹經綸，盡管他們已是躊躇滿誌，但清朝的統治者居然能允許他們這些漢人去帶兵打仗，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他們似乎沒有更多時間去考慮為誰而戰，為什麼而戰，也沒有餘裕去考慮自己能不能打仗，他們最大的欲望，就是不要錯失良機。於是一個人才的奇跡又出現了，湖南人組成一支本地的軍隊，稍經訓練，就南征北戰，很快就打出了一個無湘不成軍的局麵。他們的事例雄辯地說明，每當機遇到來的時候，湖南人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這就是人才的特點。
湖南人需要機遇證明自己是不俗的人才，哪怕把握這個機遇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譚嗣同就是這樣一種人。他所立下的功業，是用死亡換來的。他是用人生最高的抉擇來書寫人才的奇跡。在機遇到來的時候，他選擇流血，不選擇苟安。譚嗣同不是個別的現象，他的學生們也遵從了他的選擇。戊戌變法失敗後，唐才常在兩湖發動自立軍起義，死者數千，都是譚嗣同所辦時務學堂的學生。
在他們以後，湖南人的機遇紛至遝來，人才奇跡接連不斷。那是一個呼喚英才的時代。廣東人孫中山長年海外籌款，湖南人黃興扯起民主革命武裝起義的大旗，大批誌士仁人聚集在他的旗下。十年之後，辛亥革命終於在湖北和湖南起義成功。
帝製被推翻之後，孫中山和黃興為大局著想，功成身退，讓袁世凱執掌大權，而另一個把握了機遇的湖南人宋教仁又被刺身死。袁世凱重新恢複帝製，曆史又給了湖南人建功立業的機會。湖南人蔡鍔，譚嗣同的學生，曾經輯錄《曾胡治兵語錄》的軍事思想家，在雲南高舉義幟，對抗十萬袁軍，恢複了共和，立下不朽的功勳。他雖然英年早逝，但死而無憾。湖南的人才奇跡中，永遠閃爍著他的光輝。
這時候，湖南的人才奇跡，還沒有出現最神奇的景觀，直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中國的獨立自強，這個奇跡就攀上了曆史的巔峰。全世界都看到了湖南出生的巨人，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榮桓等政治家和軍事家，使湖南的人才奇跡震撼了世界。
毛澤東的老師和嶽父楊昌濟先生對這種奇跡有一段總結性的陳詞：“湘省士風，雲興雷奮，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
中國本來是禮義之邦，人才之邦。湖南這樣成批次不間斷地湧現出傑出的人才群體，即便在中國這個人才之邦，也是非常突出的現象。我們可以說，在過去二百年間，湖南的人才現象，堪稱世界人才史上的奇跡。
作為當今的湖南人，我們所看到的是，湖南人才的奇跡走上巔峰之後，仍然在延伸著它的軌跡。共和國民主開放的社會環境，為湖南的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機遇。湖南的人才湧現於更多的領域。湖湘文化作為一種勵誌文化和人才文化，仍在強烈地驅策著幾千萬湖南人。道不離器、明體達用、經世致用的積極精神，繼續把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才，送上廣闊的舞台。
野性與文明：無湘不成軍。
“無湘不成軍”這句流傳甚遠的俗語，描述了很多湖南人從軍這樣一個客觀的事實，也就是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說過的情景：“隻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
但是，人們進一步揣摩這句話的意思，也可能想到它的另一些含義。比如說，它有可能也是說湖南人擅長軍事。其中又有兩層意思，一是說湖南人具有軍事智慧，二是說湖南人打仗勇猛，不怕犧牲。
打仗不怕死，是軍人的一種重要的素質。曾國藩說過，隻要書生不怕死，就能打勝仗。湖湘文化中保留的原始野性，剛好就為湖南人培育了軍人必不可少的粗獷和血性。
因此，從軍征戰，生死未卜，本是常人避之不及的事情，但湖南人卻爭先恐後，“城中一下招兵令，鄉間共道從軍樂”。近代以來，在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四大職業之外，湖南人單獨開辟了一個熱門的職業，使湖南湧現出大量的軍人。在戰爭年代，湖南這個地方，家有三兄弟的，往往有兩人參軍。
湖南成為軍人的出產地，自有曆史的大背景。從太平天國起義到
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百年之間，中國大地上戰火連綿，戰爭幾乎沒有間斷。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在戰火的洗禮下完成的。對於這種現象，毛澤東有著精辟而形象的總結。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他還說：“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湖南人既然是書寫這百年戰爭曆史的主筆，就不能不在軍事上有極大的建樹。換言之，湖南人不能不投身戰場，不能不發揮戰爭的藝術，不能不製定正確的軍事戰略，不能不在槍林彈雨中流血犧牲。
在兵荒馬亂的歲月，當兵是成材的唯一出路，也是成材最快的捷徑。北伐英雄和傑出的紅軍將領黃公略，就是在軍隊中成材並成名的典型例子。
黃公略是曾國藩的老鄉。他在少年時就顯示出湖南人的精神，性情剛烈，不畏強暴。他高小畢業後，在山衝裏教蒙館，領著一幫孩子念書玩耍。十四歲那年，他在離家五裏地的一座小溪石橋上，看到稅警欺壓民女，便怒不可遏，走向前去，一巴掌把稅警推下石橋。他非常羨慕張良從圮上老人黃石公手中接受兵書，輔佐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建功立業，因此改名黃公略，激勵自己做一番事業。
黃公略在父親病逝後，棄家出走，投筆從戎，開始了一生的戎馬生涯。他投入湘軍，最初在湖南陸軍當兵，不久因書畫才能得到營長賞識，調到營部當文書。後來在訓練隊當國文教員，又提升為排長。他考入了趙恒惕主辦的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結業後回到原部，不久升為連長。在湘軍講武團，他結識了李燦和彭德懷，很快成為摯友。
北伐作戰中，總攻武昌時，黃公略身先士卒，冒著密集的炮火，搭雲梯爬上城牆，將敵人機槍炸啞，使部隊得以衝上城頭。北伐軍攻克武昌後，黃埔軍校要從軍中招收青年軍官到高級班學習，他被錄取了。彭德懷為他送行，他把自己使用多年的駁殼槍送給彭德懷作紀念。
他在黃埔軍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結業前夕，彭德懷邀他畢業後仍回原部工作，由他來辦一個隨營學校。獨立第五師隨營學校在南縣成立，黃公略任校長。第一期學員尚未結業，獨立第五師奉命開往平江，黃公略調任第三營營長。平江起義爆發，黃公略率第三營參加，被任命為紅軍第四團黨代表，並當選為紅軍第五軍黨委委員。
黃公略的紅四團在平江遭到敵人六個團圍攻，損失很大，隻剩下兩百多人，改為教導大隊，黃公略降任大隊長兼黨代表。向井岡山推進途中，紅五軍遭到敵軍前堵後追，傷亡很大，剩下不到一千人，全軍改編為五個大隊和一個特務連，黃公略任第二大隊大隊長，率領第二大隊在平江、瀏陽和萬載邊境活動。
隨後，紅五軍和工農遊擊隊混編為五個縱隊，黃公略任第二縱隊縱隊長。不久，彭德懷和滕代遠率領第四、第五縱隊和軍部直屬隊向南突破敵軍包圍，朝井岡山進發。黃公略留下來統一指揮其餘的三個縱隊，堅持遊擊戰爭。他先後發動了毛田、魯家灣、金坑等暴動，消滅了不少反動武裝。他采取化整為零、晝伏夜擊、彼合我散、彼散我合、避實就虛和聲東擊西等戰術，先後在瀏陽的官渡、萬載的高村和大黃茅等地同敵人作戰，連戰連勝，把經驗寫成了《遊擊戰術》小冊子。紅色區域出現了全麵複興的局麵。
何鍵驚惶不安，到處張貼告示，懸賞捉拿黃公略，賞金不斷升級，由一萬元、五萬元增加到十萬元。
彭德懷率領四、五縱隊回到邊區以後，在平江黃金洞、桐木橋地區，與黃公略率領的湘鄂贛邊區支隊會合。兩部合編，仍稱紅五軍。
彭德懷和黃公略率領第一、第三縱隊向南遊擊。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成立時，請黃公略去當軍長。從此，黃公略獨立領導一支新的紅軍。
紅六軍全軍約三千人，成立不久，首戰就攻克了吉水縣城。隨後在吉水的水南以及吉安的值夏和赤家山一帶，全殲國民黨一個獨立旅。此後，黃公略將紅六軍分布在贛西南廣大地區，開展遊擊戰爭。
毛澤東在《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一詞中，對黃公略及紅六軍所做的貢獻，做了高度的評價：
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 後來，紅六軍改編為紅三軍，黃公略任軍長。紅三軍在毛澤東和朱德直接領導下，成為紅軍主力部隊。紅三軍在奇襲文家市、搶占醴陵、攻打吉安等戰役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第一次反“圍剿”，紅三軍在有名的龍岡戰役中擔任正麵攻擊，率先衝鋒，一舉生俘湘軍張輝瓚師的警衛營，為全殲湘軍第十八師、活捉張輝瓚立了大功。第二次反“圍剿”，紅三軍獨當一麵，“飛將軍自重霄入”，一舉包圍國民黨第二十八師師部，搗毀“圍剿軍”指揮機關，為五戰五捷首開勝局。第三次反“圍剿”，紅三軍和兄弟部隊一起，首戰蓮塘，次戰良村，再戰黃陂，三戰三捷；老營盤一戰，又取得殲滅敵軍一個旅的重大勝利。
當時，在各紅色區域，人們將黃公略與朱德、毛澤東和彭德懷並稱為“朱、毛、彭、黃”，把他們當成中國工農紅軍的象征。
黃公略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堅定捍衛者。在第一次反“圍剿”前夕，在李立三影響下，中共江西省委中的少數人堅持要打南昌，反對毛澤東“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方針。有的不顧大局，借肅反問題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公開挑撥離間。
大敵當前，紅軍麵臨分裂，黃公略挺身而出。他與朱德和彭德懷聯名發表公開信：誘敵深入的戰略，“是整個一方麵軍總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毛澤東同誌個人意見，所謂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右傾等於無的放矢”。他鄭重宣告：“目前決戰在即，凡是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同誌，應在共產黨前委領導之下，一致團結，堅決消滅敵人。誰不執行這一任務，誰破壞這一任務，誰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對於同誌之去就，隻有革命與反革命之分，沒有私人擁護與否之別。”
他對親屬的態度，也反映了這種“隻有革命與反革命之分”的立場。蔣介石在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被粉碎後，坐臥不寧，想對黃公略進行策反，命令何鍵將他母親和妻子押到長沙，在報紙上大造輿論，說“黃公略既將母親與妻子送來長沙，足見悔過情殷，投誠心切”。他派黃公略同父異母的長兄黃梅莊為說客，攜帶銀洋一千五百元和蔣介石及黃漢湘給黃公略的親筆信進入蘇區，勸誘黃公略“歸正”。
黃梅莊進入蘇區，彭德懷聽說黃公略的哥哥來了，以禮相待，叫夥房炒了幾個菜，陪他喝了幾杯酒。彭德懷聽他說了來意後，沒有與之續談，令左右將他關起來，隨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由黃公略處理。”當方麵軍總部寫信征求黃公略對其兄的處理意見時，他關門閉戶想了一整天，最後不顧母親和妻子還在敵人手裏，給方麵軍總部複信：“一刀兩斷，義無反顧。”彭德懷深深感動，令保衛部部長砍下黃梅莊的腦袋，把頭裝在箱中，讓那個嚇得半死的跟班送回南昌。
何鍵氣急敗壞，他鬥不過朱毛彭黃，便乞求神靈，篤信風水先生的話，派人到湘鄉老虎山，趁夜挖黃公略的祖墳，把他祖父和父親的屍骨丟進湘江。三個月後，黃公略死於國民黨軍隊的飛機掃射，何鍵便附會說，這是破壞風水靈驗了。
噩耗傳來，湘贛根據地軍民無不哀慟。蘇維埃政府修建了公略亭，將紅軍步兵學校命名為“公略步兵學校”，並以吉安和吉水兩縣的紅色區域為主成立公略縣。公略縣成立之日，黃公略追悼大會召開。會場主席台兩側，懸掛著毛澤東所寫的挽聯：
廣州暴動不死，平江暴動不死，如今竟犧牲，堪恨大禍從天落；革命戰爭有功，遊擊戰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教後世繼君來。
黃公略的事跡，是湖南人在軍隊中成材的一個縮影。湖南人從軍，的確是改變命運的舉措。在戰爭年代，連讀書人也往往大談打仗，形成了特殊的傳統和社會風氣。大批書生和布衣寒士投筆從戎，成為叱吒風雲的將領。更有數十萬農民放下鋤頭，投入軍旅，由此而改變自己的命運。
曾國藩的湘軍在建軍之初，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每一次戰鬥，一百人當中可以提拔三人，此後逐年增加。湘軍攻克武昌一仗，就有兩百多人被保舉。湘軍征戰十二年，被提拔的人數之多可想而知。保守估計，武職三品以上的大約有三萬人，三品以下的則將近四萬人。他們的提升主要是論功行賞，另一類是秘密奏請朝廷對特殊人才額外提拔，朝廷駁回的不到千分之五。
這樣一來，湖南人便把讀書和當兵當作博取功名的捷徑，就連一些科學家和文人，也和湘軍套近乎，或者幹脆到軍中混一混，有了從軍的履曆，升官和辦事就方便了許多。著名數學家李善蘭屈尊進了湘軍幕府，幹脆就呆在裏麵做研究，一住八年，為江南製造局解決許多科技問題，還翻譯了許多數學專著。華衡芳也是在湘軍幕府裏寫出了《三角數學》和《代數術》。由於曾國藩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傳播人物，俞樾、吳汝綸、王闓運和王安定等文人也投奔湘軍陣營。
湘軍中的大官，多數是讀書人。曾國藩說過，他的將領可以“朝出鏖兵，暮歸講道”。湘軍是有文化的軍隊，區別同時代的其他軍隊。
晉升為朝廷封疆大吏的湘軍官員，彼此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同鄉還不夠親，還沾一點親、帶一點故，才能穩靠。兄弟同伍的有江忠源、江忠義、江忠濟和江忠樹，有李續宜和李續賓，還有曾國藩、曾國荃、曾國葆和曾國華；親家關係有胡林翼和羅澤南，羅澤南與曾國藩，曾國藩與劉蓉、郭蒿燾、李續宜和李元度；姻親關係有左宗棠與胡林翼；師生關係則有羅澤南與李續賓、李續宜、王珍、蔣益澧和劉騰鴻。同鄉加親家，或者加上家族關係與師生關係，這些湖南大員在清末湘軍和政壇上構成了一道道嚴密的關係網。
湘軍將士有十三人做到了總督，還有十三人當上了巡撫。總督、巡撫是清代行省的最高長官。同治年間，全國行省十八個，一半以上行省的最高長官是從湘軍出身。同治以後督撫擅權的局麵，便是這樣造成的。後來李鴻章的淮軍也是“遍用鄉人”，湘淮軍便主宰了中國政壇，近代軍閥割據自此開始。
湖南人為了成材，不怕死亡，當然也不懼怕戰爭。湖南有頭腦，在戰爭中便能取勝。湖湘文化的精神，把湖南人造就為軍隊和戰爭中的驕子。曾國藩的湘軍，對手是頑強的太平軍，兩軍交戰，可以說是針尖對麥芒。湘軍攻打九江和安慶，攻守雙方打得無比慘烈，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是這兩支強大軍隊之間最典型的戰例。北伐戰爭，湘軍在國民革命軍中占有三個軍，戰功卓著，令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都十分眼紅。抗日戰爭中，在平型關大捷、雁門關大捷、淞滬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和滇緬會戰等一係列大大小小的戰役和戰鬥中，湖南人的勇猛頑強和死士精神令日本人膽寒。解放戰爭中，湖南人在兩個陣營中對壘，湖南籍的共產黨人以革命的精神和智慧，摧毀了強大的對手。抗美援朝戰爭中，湖南人彭德懷指揮誌願軍取得了把強大的敵人打到談判桌上的勝利。
但是，湖南人並不喜歡戰爭，更不是好戰的人群。湖湘文化有原始的野性，更有文明的基因。湖南人雖然在軍事上崛起，在戰爭中取勝，但湖南人的軍事行為，從來都是見好就收，適可而止。湖南人的精神世界裏，始終彈奏著和平與發展的主調。他們知道，戰爭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和平能夠更加持久。
曾國藩在湘軍攻下太平天國的天京之後，毫無窮兵黷武的野心，馬上開始裁撤湘軍，而且裁撤得相當徹底，把國家的軍事重任，拱手交給新興的淮軍，這就是所謂的“淮湘代興”。左宗棠在西北的軍事行動結束後，立刻命令將士放下武器，開始屯墾，建設大西北。比起打仗來，這位湘軍統帥更加熱衷於開發建設和洋務運動。他令人抬著他的棺材進軍新疆，也隻是進行軍事威懾，並沒有和沙俄帝國開戰，而是聲援曾紀澤通過外交手段收回了伊犁。毛澤東是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的締造者和指揮者，但他在公開場合經常是身著便裝，舉止從容，這與他的對手蔣介石一身戎裝、殺氣騰騰的形象構成鮮明的對比。和共產主義老大哥相比，毛澤東也沒有像前蘇聯的領袖一樣，授給自己大元帥的軍銜，更沒有在胸口掛上一排排閃亮的勳章。